城西，五十出头，做过两任通判，管的都是钱粮，去年才致仕，说是腿脚不好。

    “其实是跟上司闹翻了。”沉山长闭着眼睛说，“这一句，你听过就忘。”

    杜家的书房烧着地龙，暖得人一进门就冒汗。

    老先生须发全白，嗓门大，说话时一只手拍着扶手。他听沉山长说了那篇常平仓，哈哈笑了一声。

    “满的？小哥儿，我在任上头一件事就是看仓。仓门一开，外头一层是新米，白花花的，拿手一抄，底下全是糠，再往下，是沙。”

    “沙？”

    “就是沙。”杜老先生说，“账上丰年籴了一万石，实入仓的六千石。那四千石，胥吏吃一口，仓官吃一口，上头的人吃一口，吃到最后，拿沙填，拿糠盖，拿新米铺一层面子。上官来查，只看面子，不掀底子。”

    姜昭眉心微蹙，“那您怎么办的？”

    “我？”杜老先生又笑了一声，“我把仓官拿了，胥吏换了一批。”

    “后来呢？”

    “后来，新换上来的那一批，头两年规矩，第三年，又开始吃了。”

    地龙烧得太旺，窗纸上凝了一层水汽，一道一道地往下淌。

    杜老先生拿指头在扶手上叩了两下。

    “胥吏这种东西，你要记着。他们不跟你顶。你说东，他们说是。你说西，他们也说是。你叫他去清一回仓，他回来跟你说，清过了，一粒不少。你叫他去丈一回田，他回来跟你说，丈过了，跟底册对得上。”

    他停了一停。

    “他们不反对你，他们只是什么都办不成。”

    这番话，让人振聋发聩。

    前世她爷爷讲过一个故事，古时候一个宰相，拼了半辈子要清丈天下田亩，他在的时候，数是清的。他一死，没过几年，各地报上来的数，又退回了没丈之前的样子。她问为什么，爷爷说，因为丈田的尺子，拿在底下人手里。

    她那时只当是个故事。

    “那怎么才办得成？”她问。

    杜老先生看着她，看了很久。

    “我要是知道，”他说，“我就不会致仕了。”

    邵先生跟杜老先生是两样人。瘦，话少，一双眼睛总是半眯着。

    他听沉山长说完来意，也不寒暄，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册子，扔在姜昭跟前。

    “看看。”

    是一本旧账册，某州某年的钱粮总账，蝇头小楷，记得密密麻麻。

    姜昭一页一页地翻，翻到第七页，她的手停了。

    “这一笔，秋粮折银，折价比当年的市价高了两成。”

    邵先生半眯的眼睛睁开了一点。“接着看。”

    翻到第十二页，她又停了。

    “驿站的马料，一年报了三回，三回的数一样，一两一钱都不差。”她抬起头，“马不会三回吃得一样多。”

    邵先生把眼睛彻底睁开了，他看看她，又看看沉山长。

    “你从哪儿捡来的？”

    “江南。”沉山长说，“商户家的孩子。”

    “商户家的，”邵先生说，“怪不得。”

    他把账册拿回去，合上，搁在膝盖上，拿手掌按着。

    “这本账，我当年看了三个月，才看出这两处的问题。我看出来了，报上去，可上司跟我说，这是惯例，历任都这么报，你一个通判，较什么真。”

    他又把账册打开，翻到第七页，拿指头在那一笔上点了点。

    “你看出来了，是本事。可你要记着，你看出来的每一笔，后头都站着一个人。有的是胥吏，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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