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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我儿子在城里上班，当老板……”她喃喃着，忽然抓住他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他说他忙，他每年都忙……你、你怎么能乱认妈呢？”

    “我没乱认。”沈夜反手握住她的手，“妈，您还记得我七岁那年发高烧，您背着我走了十里地去镇上的卫生所吗？您还记得我上初中，您把家里的老母鸡卖了，给我买词典吗？您还记得——”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您还记得，我考上大学那年，您在枣树下哭了半夜，说‘我儿子要出远门了’吗？”

    周桂芬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她看着他，看着他那张晒得黝黑的脸，看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看着他眼里那层退不干净的血丝。

    然后她把手抽了回去。

    她往后退了半步，退到枣树的树荫里，像是要躲开什么：

    “不对。”她摇头，“不对。我儿子说过，等他在城里站稳了，就开车回来接我。他说他穿西装回来的——他跟我保证过的。”

    她的声音忽然拔高，带着一种近乎凶狠的固执：

    “我儿子是当老板的。你不是。”

    沈夜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他忽然明白了。

    这三年他不敢回来，是怕他妈失望——怕她看见那个净身出户、穿工装的儿子。

    可他妈这三年等的，也不是他。

    是她自己编出来的那个儿子。是每年除夕多做一副碗筷时，在她脑子里坐着的那个人。那个人穿着西装，开着车，意气风发地推开门说“妈，我接你去城里住”。

    她等了三年，等的是一个从来不存在的人。

    而那个人，是他亲手编给她听的。

    “妈。”沈夜开口，声音很轻，“我跟您撒过谎。”

    周桂芬不说话。

    “三年前我在电话里跟您说，我公司做起来了，我当老板了，我过得挺好。”他说，“全是我编的。”

    “我那年就失业了。我做的游戏被人抢了，我净身出户，欠了一屁股债。我送快递，送到今天。”

    他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

    “我没有西装。我没有车。我今年三十二了，混成这副样子。”

    “我今天回来，不是来接您去城里住的。”

    他哽了一下。

    “我是回来认错的。”

    院子里安静了很久。

    收音机里的戏还在唱，咿咿呀呀的，唱的是《四郎探母》。

    周桂芬站在枣树底下，一动不动，就那么看着他。

    然后她慢慢地、慢慢地走回来，走到他面前，抬手摸了摸他的脸。她的指尖冰凉。

    “眼窝都陷下去了。”她说，“你在外面，是不是连饭都不好好吃？”

    沈夜蹲下来，仰着脸看她——像小时候犯了错，蹲在院子里等她骂。

    “妈，我三年没回来，不是不想。”他说，“是没脸。”

    “没脸什么？”周桂芬的眼泪掉了下来，“你是我儿子。你光着屁股满巷子跑的时候，也没见你没脸。”

    然后她抬手，轻轻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一下——不重，像小时候他闯了祸，她总是先拍他一下，再骂他：

    “怕什么？怕什么！”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妈等儿子回家，天经地义！你送快递怎么了？你送快递也是我儿子！你看看你这身板，在外面天天吃啥？”

    沈夜蹲在院子里，被母亲拍着后脑勺，哭得像个孩子。

    下午五点三十三分，距离倒计时结束还有十四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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