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怎么样？”

    她想了想。想了很多东西。想起那道用胶带粘在天花板上的塑料布，想起那排被搬过来的更衣柜，想起电工老周找到电钻时那个笑容——他的门牙缺了一颗，笑起来露出一个黑洞。想起吴芳在柜子固定好之后站在她旁边，护目镜后面的眼镜湿了，但没有眼泪掉下来。

    “今天做了一件事。”她说。

    “什么事？”

    “用更衣柜做了一道隔断墙。”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轻，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音，像是风穿过一道窄缝。“你走到哪儿都是院长。”

    “什么意思？”

    “走到哪儿都想把什么都管起来。”

    她也笑了。笑完之后，安静下来。两个人隔着屏幕看着对方，没有说话。

    窗外的武汉，夜很深。从她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长江大桥的轮廓。桥上的路灯亮着，排成两列，从这头延伸到那头，像一条发光的带子。带子横跨在江面上，把长江的两岸缝合起来。

    “老李。”

    “嗯。”

    “我今天在病房里看到一个小女孩。三岁。一家人都感染了，她妈妈在楼上ICU，爸爸在方舱，她和奶奶在这儿。她问我，‘医生奶奶，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他沉默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声音有一点发抖。“我说，‘快了。’”

    “你做得对。”他说。

    “我骗了她。”

    “你给了她一个理由等下去。”

    她不说话了。手机屏幕上的他，安静地看着她。隔着四百公里的距离——不对，现在只有四十公里了——隔着四十公里的距离，隔着光纤和无数个信号塔，他的目光像一只手，从手机屏幕里伸出来，轻轻摸了摸她的脸。

    “淑芬。”

    “嗯。”

    “睡觉吧。”

    “你呢？”

    “我也睡。”

    “你每次都这么说。”

    “这次是真的。”

    “晚安。”她说。

    “晚安。”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被子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刺鼻的，凉凉的。

    她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她的手机响了。不是闹钟，是电话。她接起来，是吴芳的声音，又急又快，像是被人追着跑。

    “王院长，今天又转来一批患者，里面有三个孩子——最小的才一岁多——我们儿科人手不够，您能不能——”

    “我马上到。”

    她挂了电话，从床上坐起来。腰在疼，腿在肿，脚底的水泡还在。她从床头柜上拿起药盒，倒出今天的药，干咽了下去。药片划过喉咙，有一点点苦。她穿上那件红色的羽绒服，走出房间。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消毒水的味道。

    她走出酒店大门。外面的天还没全亮，是那种深蓝色的、介于黑夜和白天之间的颜色。雨停了。地上的积水反射着路灯的光，亮晶晶的。

    她抬起头，看了一眼远处的长江大桥。桥上的灯还亮着。然后她低下头，朝着医院的方向走去。

    她的红色羽绒服在灰蓝色的晨光里，很显眼。像一团火。像一座灯塔。像一个在冬天的尽头等着春天到来的人。

    同一天，李明远在ICU里完成了他当天的第二台气管插管。患者是一个六十二岁的男性，退休公交司机，CT显示双肺弥漫性病变，血氧掉到百分之八十六。他插了两次。第一次没看到声门，护目镜上的雾气太重。他退出来，用纱布卷塞进护目镜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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