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塑料布，只能挡灰尘，挡不住气溶胶。”王淑芬的声音从防护服里传出来，闷闷的，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污染区和半污染区之间，必须有实体隔断。门必须是常闭门，最好有互锁装置——一道门开着的时候，另一道门打不开。”

    “可是我们没有——”吴芳刚开口。

    “我知道你们没有。”王淑芬打断她。“我们也没有。但我们可以想办法。没有常闭门，就在门上加弹簧。没有互锁装置，就安排专人看守，进出必须登记。没有实体隔断——”她停了一下，目光从塑料布移到旁边的墙上，眼神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光，“用柜子。把更衣柜搬过来，排成一排，挡住。”

    我们不能只当勇士，还要当谋士。她的脑子里飞速转动着，以坚守破万难，以专业赴荣光。

    那天晚上，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四楼，十几个更衣柜被搬到了污染区和半污染区的交界处。柜子是铁皮的，白色的油漆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每一个柜子都有一个人那么高，两个人才能抬动。抬柜子的人穿着防护服，戴着两层手套，手指笨拙得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水在摸东西。柜子落地的时候，发出沉闷的响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

    王淑芬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把柜子一个一个排好。她的手里拿着一张纸，纸上画着她下午重新设计的感控流程图。铅笔画的，线条很粗，有些地方涂改过，留下灰色的橡皮擦痕迹。图纸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是她写给自己看的——“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感染。一个都不能。”

    柜子排好了。她走过去，用手推了推最边上的那个。柜子晃了一下，发出嘎吱一声。

    “固定。”她说。“用螺丝。打在地上。”

    “没有电钻——”

    “找。全院找。一定能找到。”

    他们找到了。是电工老周找到的。老周六十多岁，本应该退休了，疫情期间人手不够，他留下来帮忙。他在配电间的角落里翻出了一把旧电钻，钻头生了一层薄薄的锈。他用砂纸把锈磨掉，插上电，试了一下。电钻转起来了，嗡嗡的，像一只醒过来的蜜蜂。

    柜子被固定在地面上。一排十几个，整整齐齐，像一道墙。

    王淑芬站在那道墙前面，看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过身，往清洁区走去。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那些柜子在走廊的灯光下，泛着冷白色的光。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只是开始。

    回到驻地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王淑芬推开房间的门，没有开灯，直接倒在床上。床垫很软，软得像是整个人都要陷进去。她的腰在疼，腿在肿，脚底磨出了两个水泡，一个在左脚后跟，一个在右脚前掌。水泡还没破，鼓鼓的，一碰就疼。她不想动。连翻身都不想翻。她闭着眼睛躺了五分钟。然后爬起来，从口袋里掏出药盒，打开，把里面的药一粒一粒拿出来——降压药，一粒。速效救心丸，四粒，舌下含服。内分泌药，一粒。她把药放在手心里，看了一眼。大大小小的，白色的、黄色的、粉红色的，像一把彩色的米粒。

    她仰头，把药倒进嘴里，喝了一口水，咽下去。水是凉的，药片划过喉咙的时候，有一颗卡了一下，她咳了两声，眼泪都咳出来了。

    手机震了。

    她拿起来。是李明远发来的视频通话请求。

    她接了。

    屏幕里出现他的脸。他靠在床头，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全是血丝。脸上那道N95的压痕更深了，从鼻梁一直延伸到耳朵，红得发紫。他的嘴唇干裂得更厉害了，裂口上结着新的血痂。但他还在笑。那种笑，嘴角往上弯，眼睛也弯。

    “还没睡？”他的声音沙哑，像是用砂纸磨过。

    “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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