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戴着两层，有的戴着一层棉布口罩——那种口罩根本挡不住病毒，但他们没有别的。有人蹲在地上，有人靠在墙上，有人坐在自己的包上。没有人说话。不是不想说，是没力气说。

    她经过一间病房，门半开着。里面挤了八张床，床和床之间只够一个人侧身通过。床头柜不够用，有两个患者共用一张凳子，凳子上放着水杯、手机、卫生纸。有一个患者坐在床上，面罩扣在口鼻上，透明的塑料面罩里全是雾气，随着他的呼吸一起一伏。他的眼睛闭着，睫毛很长，在日光灯下投出两道淡淡的影子。

    她的脚步慢了下来。

    她在儿科干了三十年，见过无数病房。拥挤的、简陋的、吵闹的、闷热的，什么样的都见过。但她从没见过这样的——不是条件的艰苦，是那种拼凑感。像是有人在一夜之间把一所普通医院强行改造成了战场，所有的东西都是临时拼凑的，所有的规则都是临时制定的，所有的人都还在学习如何在这种拼凑中活下来。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她站在这片混乱的中心，深吸了一口气。她是来让这里变得不一样的。

    她走到护士站。护士站很小，只够站三个人。里面站着一个护士，穿着绿色的手术服，外面套着防护服，护目镜上全是雾气。防护服的胸口位置用记号笔写着一个名字——吴芳。名字旁边画了一朵小花，五个花瓣，歪歪扭扭的，像孩子画的。

    “你好，我是黑龙江援鄂医疗队的，今天刚报到。”王淑芬说。

    吴芳抬起头，护目镜后面的眼睛看了她一眼。那双眼睛不大，单眼皮，眼角有一点往上挑。眼睛里全是血丝——不是熬夜熬出来的那种，是长期的、累积的、像墙角的裂纹一样的血丝。

    “王院长？”吴芳的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喝水了。

    “是我。”

    “终于把您盼来了。”吴芳站起来，动作很快，像是怕她跑了一样。“我们这边——您也看到了——条件有限。感控这块，我们一直在凑合，真的是凑合。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的划分，您能不能帮我们看看？我们自己也画了几张图，但总觉得不对……”

    她说话的速度很快，像是这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倾泄的出口。她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翻出几张A4纸，纸上画着平面图，铅笔画的，涂涂改改，有些地方用橡皮擦过，留下灰色的痕迹。

    王淑芬接过那几张纸，低头看了一会儿。图纸粗糙得令人心酸，但每一笔都写着“尽力了”。

    “带我走一圈。”她说。

    “现在？”

    “现在。”

    那一圈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王淑芬穿着防护服，从头裹到脚。吴芳在前面带路，她跟在后面，一步一步地走。从一楼走到六楼，从清洁区走到污染区，从病房走到更衣室，从更衣室走到医疗废物暂存处。她走得很慢。不是因为年纪，是因为她在看。她在看每一扇门的位置、每一条走廊的走向、每一个区域的边界。

    清洁区和半污染区之间的门，是普通的木门，不是常闭门。医护人员进出的时候，门一开，两边的空气就会对流。这意味着清洁区不一定清洁。

    半污染区和污染区之间的通道，只有一道塑料布隔开。塑料布是透明的，用胶带粘在天花板和地面上。胶带的边缘已经翘起来了，塑料布的下摆被风吹得一掀一掀的，像一面没有挂好的窗帘。

    医护人员的行走路线，和患者的转运路线，有一段是重叠的。这意味着穿着防护服出污染区的医护人员，可能会和刚转进来的患者走同一条通道。

    她停下来，站在那道塑料布前面，看了很久。

    “这里不行。”她说。

    吴芳站在她旁边，等着她往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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