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发出警报时，应该无条件服从。另一种哲学认为，投资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模型是工具而非主人，应当给主观判断留有余地。

    会议室里的温度仿佛在上升。

    张昊站起来，走到白板前。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

    “我不是反对风控。我反对的是——”他停顿了一下，寻找准确的表达，“是彻底投降。”

    “过去两年，我们为什么能做大？因为我们比别人更早看到了股改的机会，更敢下重注。这是主动管理存在的价值。如果模型一喊危险我们就全部清仓，那我们和指数基金有什么区别？客户凭什么付我们管理费？”

    他转向陈默：“陈总，我理解模型信号很强，我也相信市场有泡沫。但泡沫的最后一程，往往是利润最丰厚的一段。我们完全可以留一部分仓位，比如30%，进可攻退可守。”

    周明摇头：“30%和12%在面对系统性崩溃时，损失差一倍。而且，什么叫‘进可攻退可守’？现在是‘进可攻’的时候吗？估值已经到历史极限，杠杆已经到历史极限，情绪已经到历史极限——这种时候，任何进攻都可能变成最后的接盘侠。”

    “那也不能连参与的机会都放弃！”张昊声音大了些，“如果我们错了呢？如果市场继续涨到6000点、7000点呢？我们如何向客户交代？如何向团队交代？”

    周明没有接话。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会议室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看着陈默。

    陈默没有立刻开口。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将厚重的窗帘拉开一条缝。

    阳光刺进来，在会议桌上切出一道明亮的刃。

    窗外，深南大道车流如织，平安金融中心的工地依然热火朝天。这个城市不相信泡沫，只相信向上。而他们在这里，讨论着如何从这场狂欢中提前离场。

    他转过身。

    “我讲一个故事。”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楚。

    “1994年夏天，我刚入市。那时候上证指数从1500点跌到300多点，市场一片哀嚎。有个老股民，在我开户的那个营业部很有名。他是1993年1500点入市的，全仓，杠杆，买的还是当时最热门的浦东概念股。”

    “后来呢？”有人问。

    “后来跌到300点，他亏光了所有钱，还欠了营业部十几万。那年冬天，我在营业部门口见过他一次。他穿着很旧的大衣，蹲在台阶上，盯着对面的证券营业部招牌看了很久。”

    陈默顿了顿：“那时我才二十岁，不太懂什么叫绝望。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个眼神里，不是对亏损的恐惧，是对‘再也回不来’的恐惧。”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那个老股民后来再也没出现在市场上。”陈默说，“他不是输给了市场，是输给了杠杆，输给了‘这次不一样’的幻觉。”

    他走回会议桌，双手撑在桌沿。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管理着三十亿资产，面对着可能是职业生涯最艰难的选择。”陈默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桌面，“这个选择，不是关于今年赚多少、排名第几。是关于五年后、十年后，我们还能不能坐在这里。”

    “排名是暂时的。”他说，“但本金是永恒的。”

    “客户把钱交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帮他们追求最高回报——追求最高回报应该去买彩票。他们交给我们的，是对稳健、可持续、穿越周期的期待。我们的首要责任，不是今年跑赢指数，是让这笔钱在十年后还在，二十年后还在。”

    他看着张昊：“小张，你问我，如果我们错了怎么办。我想问你：如果我们错了，市场继续上涨一年，我们踏空，客户会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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