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一个人醒着。

    看着窗外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

    这些苦，最后变成一首歌。

    歌里没有那些苦。歌里只有调子，只有词，只有轻轻的声音，像风吹过芦苇。

    老人把一辈子的痛苦，酿成了这首歌。

    然后唱出来。

    唱给一个陌生人听。

    1982年10月，赵鑫回到香港。

    周慧芳进来汇报工作，说完报表上的数字，又说了一件事。

    “内地那边有消息，说电影局要开会，研究一些问题。有人问您有没有兴趣旁听。您要是想去，可以安排。”

    赵鑫摇摇头。

    “不去。”

    周慧芳愣了一下。

    “那边说，这个会挺重要的。”

    赵鑫看着窗外那棵凤凰木，没回头。

    “重要的不是会。”

    周慧芳点点头，出去了。

    赵鑫站在窗边，一直站到天黑。

    他想，那个会上，大概不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那些不看电影的观众，他们为什么不看？

    是因为电影不够好吗？

    还是因为他们太累了？

    他们下班回家，吃完饭，洗完碗。

    坐在椅子上，想找一个东西，让他们暂时忘记白天受的那些气，那些委屈，那些说不出来的苦。

    结果打开电视，看见的是一个人，站起来往前走，看不见他背后坐了一夜。

    他们关掉电视。

    第二天继续上班，继续受气，继续委屈，继续说不出来。

    没有人问他们。

    他们的苦，和那些阿婆唱进歌里的苦，是一样的。

    只是没人录下来。

    1982年11月，北京的那个会开完后。

    有朋友来信，把会上讨论的内容告诉他。

    信的最后写道：

    “有个年轻编剧在会上问了一句话，问完就冷了场。他说，咱们天天研究观众想看什么，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那么多道理。可咱们有没有想过，观众不来看电影，可能是因为他们太苦了？咱们的电影，从来不让苦出来。咱们的电影里，苦都是过渡的，最后都会过去，都会变成甜。可观众知道，他们生活里的苦，过不去。所以咱们的电影，他们不信。”

    赵鑫看完这段话，把信折好。

    他想起永春那个阿婆唱的歌。

    那歌里的苦，过不去。

    它就在那儿。

    它没有变成甜，没有变成希望，没有变成“往前走”的姿态。

    它就是苦。

    但它唱出来的时候，有人听懂了。

    那个人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那一刻，苦没有被解决，没有被过滤，没有被变成一块整整齐齐的碑。

    但它被看见了。

    1982年12月，赵鑫收到一张照片。

    是永宁镇那块碑。

    照片是从远处拍的，碑立在那儿，周围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就像朝鲜。

    他看着那张照片，想起祖母那句话：碑知道吗？

    他不知道碑知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

    如果有一天，朝鲜人所有的苦，都被清理干净。

    都被变成名字刻在石头上，都被过滤成“往前走”的姿态，都被整整齐齐地摆进秩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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