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长安的朝堂为军事改革、边镇暗流而纷争角力时，另一场或许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同样关乎帝国根基的危机，正如同无声的潮水，悄然漫过市井阡陌，侵蚀着大唐的经济命脉。这场危机的名字，叫做“钱荒”，更准确地说，是“劣币泛滥”。

    大唐立国之初，沿用隋代的“五铢钱”体系，后高祖李渊铸“开元通宝”，钱文端庄，铸工精良，轻重适中，成为天下通行的标准货币，信誉卓著。然而，随着帝国疆域扩张，经济繁荣，商品交易日趋频繁，对货币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而朝廷官铸铜钱，受限于铜料开采、铸造能力、以及严格的工艺标准，数量增长有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需求。巨大的需求缺口，便成了滋生私铸的温床。

    起初，私铸还只是小打小闹，多在偏远州县，铸些轻薄劣质的小钱，掺在好钱里使用，获利有限，为害不广。但自高宗后期，尤其是武则天临朝称制以来，情况急剧恶化。一方面，朝廷连年用兵（如对吐蕃、突厥的战事），加上宫廷开支、官僚体系膨胀，财政日趋紧张，有时甚至不得不降低官钱成色或重量以弥补亏空，这无形中损害了官钱信誉，也为私铸提供了“榜样”和空间。另一方面，地方豪强、富商大贾，乃至一些与官府勾结的不法之徒，看到其中暴利，纷纷铤而走险。他们或暗中开矿采铜，或收购废旧铜器，甚至熔毁质量上乘的官铸开元通宝，改铸成重量更轻、含铜量更低、工艺粗糙的劣质钱币，以“一当一”甚至“一当多”的方式混入市场。

    这些私铸钱，民间蔑称为“恶钱”、“沙壳子”。它们往往铜质低劣，掺入大量铅、锡甚至铁，钱体轻薄，字迹模糊，稍用力便会折断。更恶劣的是，有些私铸者为了暴利，铸出的钱币大小、重量不一，完全无标准可言。然而，由于“钱荒”严重，交易时有钱可用总比以物易物方便，这些恶钱竟也能在市场上流通，尤其是小民日常的柴米油盐交易中，几乎避无可避。

    洛阳，南市。

    作为帝国东都最繁华的市集之一，南市平日总是摩肩接踵，人声鼎沸。但近几个月来，一种诡异而压抑的气氛在市井中弥漫。叫卖声依旧，讨价还价声依旧，但其中夹杂了越来越多的抱怨、争吵，甚至打斗。

    一个绸缎庄前，掌柜的捏着一把收来的铜钱，对着光仔细查看，又用指甲掐了掐，眉头拧成了疙瘩，对面前的顾客——一位穿着体面的中年商人抱怨道：“客官，您这钱……实在不成啊。您看看，这‘开元通宝’四个字都快磨平了，颜色发白，掂着轻飘飘的，里面怕不是掺了一半铅锡？这十文钱里，倒有六七文是这样的恶钱，您让小店如何收得？”

    那商人也面有难色：“掌柜的，您行行好。如今市面上都是这般光景，收钱时哪能仔细挑拣？我也是从下家收来的，总不能烂在手里。您这绸缎是好，可这钱……您就当帮衬则个，好歹收下，我再添些好钱？”

    “添些好钱？” 掌柜的苦笑，“客官，不瞒您说，如今好钱难寻。收上来一百文，能有三四十文足重的好开元，就算不错了。剩下的，都是这些沙壳子、锡镴钱。小店本小利薄，收下这些恶钱，进货时人家大商号可不认，非得要好钱不可，不然就得折价，这一进一出，小店就要亏本啊！”

    类似的场景，在米铺、油坊、酒肆、客栈各处上演。商家开始拒收轻薄劣质的恶钱，或者要求“贴水”——即用更多的恶钱才能换到与官价好钱等值的货物。而普通百姓更是苦不堪言。他们辛苦劳作，挣来的工钱、卖粮卖菜所得，往往是掺杂了大量恶钱的“混合钱”。等到他们拿这些钱去购买生活必需品时，却常常被拒收或被要求额外加钱。恶性循环之下，底层民众的财富无形中被洗劫，购买力急剧下降。

    一个卖菜的老农，攥着一把刚卖菜得来的铜钱，蹲在街角，看着手中那些颜色斑驳、轻飘飘的钱币，浑浊的老眼里满是绝望。他认得，这里面至少一半是“沙壳子”，去米铺连一半的米都换不到。家里等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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