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来说，不管是容庚还是商承祚商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或者说，都不算是考古学界认定的考古学家。

    尤其是容庚，他虽然在燕大创立了考古学社，但，他更多是书斋式的研究，并没有田野发掘经验。

    甚至还有学者专门写文章论述容庚是不是考古学家（《容庚「考古学家」与「文字学家」身份献疑》）。

    经过一番考证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容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容庚所谓的「考古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而不是现代学科概念，它涵盖了传统学术中的诸多门类，但并不能够直接等同于现代考古学科。他所研究的文字、器物、碑帖等，一部分当然是考古发掘的对象，但更多数则是流传有序的传世之物。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法」，是一种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研究历史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恰恰不是考古学研究方法。更何况，考古学者不做收藏，至今也是考古学科所约定俗成的一条底线。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容庚是一位接受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位生活在20世纪且任教于现代学府的传统文人。」

    说到最后，作者还说，说容庚不是考古学家不是前辈学者的不恭，相反，这种「正名」更容易让我们看清楚容庚的学术特点以及当下学术体制的一些弊端。

    这个观点对吗？

    至少苏亦是认同的。

    当然，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一种门户之见，比如吉大的吴振武教授就曾经抱怨，中国古文字研究对中国考古学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考古所在作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总结，却偏偏弱化了古文字研究取到的应有贡献。

    这也没啥好避讳的。

    就算是考古学界之内，也都存在学派之争，更不要说，考古学跟古文字学两个不同的领域了。

    但有时候，这俩个领域又是相通的。

    至于商承祚书法领域的成就，让他名气大增则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因为他开始担任中书协广东分会的主席职务。

    到那个时候，老先生家中都是一帮前来学习书法的小孩子，热闹极了。

    从这点也能够看出来他跟容庚性子之间的差异。

    研究二老的学术成就。

    就要梳理他们的作品。

    有时候，还需要亲自看。

    这玩意，也急不来。

    没看过二老的作品，就敢大言不惭的胡乱点评，则是对两位先生的大不敬。

    因此，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苏亦有空就跑中大古文字研究室。

    去年春，中大古文字研究室就开始搬家了，从康乐园中区数字大楼搬到马岗顶下东北区19号一栋二层的小红楼里，变得更加有古香古色的韵味，多了几分历史厚重感。

    得知苏亦要写文章梳理二老的学术成就的时候，教研室的老师有些诧异，然而，得知他曾经给唐兰先生写过相关文章，大家就觉得合情合理了。

    更加合情合理的是，苏亦还对各位师长说，他想要把考古学史当作未来一个研究方向，这样一来，就更加没有人觉得他闲得发慌，不务正业了。

    甚至，二老得知他这一决定，还笑道，「以后把文章写好，先给我们看，要是写的不错，我们就给你把它发到中大学报。」

    得，梁钊韬教授的让他写的民族考古相关文章还没出炉，这边就开始预订一个坑位了。

    但两位先生还在，就要写人家学术史个人史，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偏偏二老还不在乎。

    没法子，原本被苏亦当成阶段性习作的文章，这时候，都不得认真对待了。

    这样一来，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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