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他也不太看重《丛帖目》这本为研究帖学、书学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觉得这书，不算是学问，只是出自于个人书法兴趣的资料的汇编，顶多就是给后人的研究和鉴赏工作作资料积累。

    以上是容庚篇，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人生似乎就没有那么多争议性了。或者说没有那么多可以共后世好事者津津乐道的谈资。

    但作为中大古文字领域两座大山，他俩的相同点不要太多。

    都是罗王之学的继承者，研究领域高度重合。

    早年同窗，晚年同事，终身同道。

    要研究中国古文字学术史，把二老相提并论，相得益彰，再合适不过了。

    商承祚是典型的年少成年，他比容庚小8岁，性子也更加活跃。

    这不，研究生没读完就跑去南京教书，此后，辗转于国内各大的高校，直到48年回到中大以后，才安慰下来。

    他在学术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甲骨文领域，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类编》让商承祚一举成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盛赞此书「可以传世矣」，用后世的来说，就是出道既巅峰。

    此后，在甲骨学方面的研究，就停滞不前了。

    容庚曾经说他是「甲骨学的逃兵。」，因为他以为商承祚编完《殷墟文字类编》后，还会继续编写二编、三编，一直编写下去，奈何，抗战爆发，商承祚到金陵大学教书，受限于材料，没法继续编写。

    但建国以后，有条件了，商承祚的研究兴趣就开始转移。

    除了在甲骨文、金文、篆书方面的研究，商承祚最出名的学术成就还是要属于楚文物的研究。

    37岁时，访古笔记《长沙古物闻见记》扬名考古学界，自此书后，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此外，对于楚简的研究，商承祚也是最早的开拓者。

    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三地出土了七批战国楚竹简，计八百余枚，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和关心。

    商承祚都投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去开展研究工作。

    他都亲自到工地去考察，并根据照片作了初步的整理。1975年至1978年间，在他领导下，中大古文字学研究室成立楚简整理小组，开展楚简研究。

    在他主持下，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将八百余枚竹简缀合为五百三十余枚，除完成《战国楚竹简汇编》一共5册，以及一组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在各大刊物。

    商先生把这书资料寄给了国内的同行共同研究，曾一度在学术界颇为流行。

    遗憾的是，在70年代，这书没法机会出版。

    不然，商承祚应该是稳坐楚简研究的第一把交椅的，等90年代正式出版，这时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大量涌现，所以影响力也就大不如前了。

    其实，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某种意义来说，也没有专攻某一方向。

    容商二人，要论谁对考古领域研究更加深入的话，无疑是商承祚。

    但他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里，研究的课题也是十分广泛，

    研究方法，也是丛古文字领域切入，互为表里。除上述湘粤两地战国及西汉古物外，诸如战国秦汉之玺印，广州员村发现的晋代古冢、石马村发现的南汉墓、光孝寺大殿三宝佛腹内所藏木雕像，南京出土之梁五铢泥范，四川新津等地之汉崖墓砖墓，隋代以来著录的秦权，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软体女尸，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软体男尸，以及石砚、宝剑，等等，商先生都作过研究且有成果发表。

    很杂。

    依旧金石学的研究路数。

    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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