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他更加擅长文献考究而短于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燕大教书的时候也编写了《中国文字学》的讲义，从这个讲义的名字，就能看出他对现代学术的开放和认同。

    唐兰的《中国文字学》是可以成熟的理论性教材，而容庚的《中国文字学》讲义，则偏向传统，其中对中国字体演变历程的论述，都可以当成一部中国书法史来看待，因为这讲义分成「形篇」跟「义篇」。

    这也是为什么，容庚培养的好几个研究生，未来都成为国内著名的书法理论大家的原因之一。

    不过唐兰在自己的《中国文字学》一书却说，「罗振玉、王国维只能算是文献学家，他们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偶然也研究古文字，很有成绩，但并没有系统。容庚、商承祚等在古文字商的成绩，是搜集、整理、排比、摹写、更说不到理论和系统。」

    这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甚至发展到后世，还有一个更加激进的观点，那就是古文字的搜集整理都不算是研究。

    其实容庚曾说自己「五不如」，「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甲骨篆籀，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操笔疾书，文不加点，吾不如吴其昌。」

    这话看起来很谦虚。

    实则不然。

    也不看看老爷子自比的五人都有谁。

    他后面话锋一转，「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任似皆不如我也。」

    从这话，就看出来容庚性格的耿直。

    不说这些大学者的性子，仅仅说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存在异同。

    唐兰认为古文字学就是字形学，而不应该包含「音」和「义」，因此，对容庚的以「六书」论述字「义」并不认同。

    此外，于省吾对唐兰的观点，也有异议。

    比如在甲骨文考释之中，唐兰就将「推勘法」与「对照法」、「偏旁分析」和「历史考证」并列为四种辨明古文字形体的方法。

    这种「屈形就义」的研究方法，于省吾也不认同。

    于省吾始终认为，「留存至今的某些古文字的音与义或一时不可确知，然其字则为确定不移的客观存在。因而字形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唯一基础。」

    当然，仅就考释方面来说，于省吾的成就最高。

    虽然容庚被不少人称为书呆子，坦白说，他的人缘并不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当年，不管是发起成立考古学社还是担任《燕京学报》主编期间都帮助过不少的学者发表或出版论文（著作）。

    最为著名的就是郭沫若跟张荫麟，尤其是郭，他跟容庚的交往过程，就充满了争议性。

    后世好事者，都开始通过两人的信札来考究当年的两人交往之往事。

    容庚是民国学术界核心人物之一，所以围绕着容庚的研究，其实就是整个民国学术史研究的缩影。

    老先生的故事很多。

    苏亦的文章没法一一涉略，除了他的生平以及学术成果以及部分的学术观点外，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写入文章。

    研究他也不是写大论文或者出书。

    但他的《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这两部代表作是没法忽略不论述的。

    前者是成名作，后者更是中国青铜器物学的奠基之作。

    相比较金石、文字学外，他在刻帖、绘画方面的造诣也相当高，但他却不太注重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觉得这玩意就是调味品。

    他说，「金石之干燥无味，终不若书画之足供怡悦，于是治画之日渐多于金石矣。」

    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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