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的是杨度。

    历史上的杨度，堪称一代奇人。他拿过秀才，参与过公车上书，当过满清四品。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怂恿袁世凯称帝，赞同孙中山共和，营救过李大钊，北伐时说*能得天下，是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和国民党，最终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师从王闿运，这位曾经数次劝曾国藩称帝的“鬼谷子”传人，曾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杨度深受王喜爱，并可以随便开玩笑，王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足见师生关系之亲密。杨度在王门学了三年，他醉心于王氏帝王之术，这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他半生都在为实现此愿望而努力。

    远在东京时，他即鲜明表达了自己的从政主张。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就提到，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他是晚清朝廷“宪政专家”：1906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

    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后来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也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

    第二年他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 《中国新报》与《新民丛报》、《民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他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还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这与鼓吹革命的梁启超从思想上有了巨大的分歧，自此杨度与梁启超过分道扬镳。

    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任参政院参政，民国四年（1915年）4月，杨度在袁世凯政府学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杨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说什么“从学理上研究君主民主，在中国孰为适宜？”为袁世凯称帝提前造舆论。

    此时正值国内救国运动正如火如荼之际，杨度将对日交涉之愤懑，国家不富强之根本问题，归于立宪君主之不至，洪宪帝制的理论家杨度隐晦地承认了以二十一条为表征的国家贫弱问题，是与需要君主制来解决的。

    在同年的五月三十一日，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尽管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1915年杨度和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有过关于帝制问题的讨论，却也能说明当时以袁克定为中心的帝制酝酿过程中，是把外交失败归因于共和之无能。

    另一位时代大儒梁启超在四月末准备返回广东之际，便因帝制运动之传闻已经沸沸扬扬遂致书袁世凯，劝其慎重对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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