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的一席话，不久后就报到北京总统府袁世凯的案头。不是他的话有多动听，而是暗合了袁大总统的心事----在此动乱年代，像张作霖这样统兵的将领、封疆大吏能将儿子教育得这样“忠心耿耿”的真不多见了。

    历史上袁世凯其人，为民国史上一代枭雄：他一手造就北洋系，靠实力逼迫清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并用盟约挤兑孙中山以换取大总统之职。

    辛亥革命二周年纪念日，53岁的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登上了一生权力与事业的高峰。而后为免于受制于人，施诡计令手下兵士哗变，以此要挟并达到拒不南下南京就职之目的。他的这个明眼人都能看穿的目的，竟然，竟然达到了。

    也因此，他看透了国民党色厉内荏的本质。他虽然推崇西洋，然而看不起那些穿着西装的革命党人。对于国民党，他是抱着嘲笑的态度的。在退让忍隐同时也是观察了一年多以后，袁世凯认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些革命党人的底细。他认为：革命党人浮躁幼稚，急于求成，除了夸夸其谈和“捣乱”以外，别无本事；他们从西洋生搬硬套来的那一套，在中国社会根本行不通。在中国，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做事。

    这时的他有充分的理由踌躇满志。国家需要基本的行政统一，这是除当时国民党外所有党派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蔡锷后来以“反袁”闻名，然而在二次革命中，他却是袁的合作者。

    他的构想是先要在中国恢复行政力量的强有力控制，然后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由上而下、“按部就班”地开启民智，一步步地推行宪政。一切都必须在控制之下，在计划之中，统筹规划，“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这样才能不出乱子，才能在稳定中走向富强。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然而，这种混乱中有着一种朝气蓬勃的气息。袁世凯只看到了混乱，没有看到活力。他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人民对平等和自由的理解发生了错误：“一般人民以国体既改，国民均属平等，于是乎子抗其父，妻抗其夫，属员抵抗长官，军士抵抗统帅，以抵抗命令为平等，以服从命令为奇辱。而政治遂不能收统一之效。”

    从打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开始，袁世凯就不断抱怨。他抱怨自己没有权力：“查临时约法……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他声称“国家元气凋丧”、“衰弱至极”，在列强包围下危机重重。他认为民国成立之后，人民遭受了“洪水猛兽之奇灾”，而自己则承受着“棘地荆天之痛苦”。（《袁世凯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

    一句话，革命后的形势在他眼里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民主共和“办早了”、“办糟了”。当宋教仁开始进行议会斗争，试图进一步架空他的时候，他决定不再退缩，而是开始反击。他坚信，他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维护中国的利益。他决心在中国恢复秩序，然后再谈其他。

    这位在中国历史积淀最深的河南省出生的政治人物，自信比所有人都了解中国政治的奥秘。人们对他的印象第一是干练，第二就是世故。凭着这两条，袁世凯笼络人摆弄人的功夫可谓炉火纯青。

    在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注定前程远大，袁世凯也对自己的社会经验极为自信。在他看来，军队和金钱在中国是无坚不摧的。

    而事实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民国二年的形势看起来对他很不利。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眼看着就要把袁逼到墙角时，袁却没有在竞选中浪费精力，他忙于向外国借钱。他不惜代价借得善后借款，有了金钱做后盾，便谋杀了宋教仁，接着军饷充足的北洋军轻易地镇压了“二次革命”。然后以每人一万元的代价，使大部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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