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卫国打来的，声音有些急促。

    “河生，我下个月来上海。”

    “下个月？什么时候？”

    “十月八号。寒露。票买好了。”

    “好。我去接你。”

    “不用。我自己去。你腿不好，别来回跑。你那个人，一辈子不拿自己当回事。腿疼也不说，忍着。你忍着，我心疼。”

    河生沉默了一会儿。“好。我不接。我在家等你。”

    “好。你在家等我。我到了给你打电话。”

    挂了电话，河生站在窗前。窗外的梧桐树，叶子还在落。一片一片的，像蝴蝶。方卫国要来了。他说了来，就一定会来。他从来不骗河生。他骗过所有人，没骗过河生。

    白露的第十天，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老家的邮戳。他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信纸。照片上是枣树，枝头的小枣红透了，红彤彤的，亮晶晶的。大哥站在枣树下，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衫，笑得很开心。

    信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河生，枣红了。我给你留着。你啥时候回来？”

    河生把那几行字看了很久。他把照片放在书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

    晚上，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哥，枣红了？”“红了。我给你留着。你啥时候回来？”“等过了八月十五，我就回去看你。”“好。我等你。”

    白露的第十一天，河生去了一趟周老师的墓地。不是清明，不是忌日，他就是想去告诉周老师一声——方卫国要来了。

    墓地在青浦，坐地铁换公交，将近两个小时。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放着一束黄菊花、一瓶矿泉水、一块抹布。

    墓碑还是老样子，黑色的大理石，刻着周老师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他蹲下来，先用抹布把墓碑仔细擦了一遍，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束黄菊花，放在碑前。

    “周老师，我来看您了。白露了，天气凉了，您在那边也好吧？方叔叔要来了。他说他十月八号来上海。寒露那天。您要是在，一定也来。您教他写字，教他做人。您说过，字如其人，人如其字。方叔叔的字写好了，可他还不敢给您看。他怕您批他。您太严了，他怕您。其实他不怕您，他怕您失望。”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周老师，我走了。下次再来看您。您保重。”

    风吹过松柏，发出低沉的声音，像有人在轻轻地答应他。

    白露的第十二天，河生坐在书房里，铺开宣纸，拿起毛笔，蘸了墨，在宣纸上慢慢地写着。他写的是——“白露为霜”。写好了，他看了很久，把它贴在墙上。旁边是方卫国写的那幅“白露为霜”。两个人的字并排挂在一起，一个苍劲，一个内敛。方卫国的字比他写得好，可他也在进步。他慢慢练，练到写不动为止。

    窗外，暮色四合，梧桐树的叶子还在落。一片一片的，像蝴蝶。墙角那棵石榴树的果子落光了，只剩光秃秃的枝条。白露快过完了，秋分快来了。秋天正一寸一寸地深下去。

    河生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摇了摇。叮叮当当的声音在白露的暮色中响起来。

    德顺爷说过，铜铃的声音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比黄河还远，比大海还远。他希望这声音能传到北京，传到方卫国的耳朵里。告诉他，白露了，凉快了，你该来了。你来了，咱俩一起去黄河边看看。看看小浪底，看看你大哥，看看那棵枣树。枣红了，该打了。你来了，咱俩一起打。你拿竿子，我接枣。像小时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