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我已经熬不住了，从慢慢抽泣到哽哽咽咽，又到嚎啕痛哭，还不想让“兰纳得”感到难过，不得不强忍着，想压下那股涌出咽喉的痛……，

    我那样子一定很可怕，石队长与承业也抹起眼泪来，光桃干脆与我一起哭起来……

    还是彭二婶来劝我，“烧伤不严重，药已经用上了。你不要太伤心哦。”

    于是，他们都收声来安慰我了。

    那时候，他们都像是做错了事，对不起我似的，不断地自我批评着……

    出了这个事后，我一连七天，一下课就跑来陪着“兰纳得”。不知道他们给“兰纳得”用了什么药，山里这剂烫伤药非常好，只有七天，烫伤就基本好了。

    我有时手里捧本书，有时就画画。画了六幅二开纸的画。其中有一张是芭蕾舞《白毛女》中，从深山里出来的喜儿，一头白发，在述说着她的不幸，她激动而又悲愤地跳起来，我的画定格在她的一个倒踢紫金冠的造型上。

    这幅画让石队长问了我好久，他看不懂这个女的，为什么披头散发，蹦得那么高，还一个脚踢在后脑勺上。我告诉他这是“白毛女”在跳舞，这种舞蹈叫芭蕾舞呢。

    我将画都贴在厅房里，谁知这一贴，就是好几年。后来他们从旧房搬去了新房，石队长将画小心撕下来，贴到了新房子的厅堂里。

    我几年后再来仰山购铺板时，那几幅画还在厅里的墙上呢。因为石队长不让人撕下来。

    等“兰纳得”好了，学校放暑假了，只要他们没人看管，我就干脆把她抱来我的房间。

    有时，碰到运毛竹出山的汽车司机，他们会非常吃惊地问，这个知青结婚了？她的孩子吗？

    奇怪的是，当地人说话粗鲁，尤其是专爱开玩笑的那些婆婆妈妈们，这回居然都是用很客气、友好的语言告诉他们：汪老师在帮助别人带孩子呢。

    这让我很感慨。

    记得，我从小就不被家人看好，说我就是一个无用的会被人欺负的弱女孩。

    在WG初期，我才十五岁，参加过上海红三司小分队。队里有个演’单口说”的女孩子，她的《造反派的脾气》是演出了名的，只要她双脚一跺，大眼一睁，把手狠狠地拍在胸口上，活像一个假小子时，就会将一礼堂的气氛调动起来！最后总是赢得满堂彩！

    她也认为我，到了社会上，一定会被人欺负，因为我太温柔厚道了，善良的“小绵羊”，一点“造反派”的脾气都没有。

    她总是劝说我：“为了自己，你得学一下‘国骂’，给别人一点威吓力。”她很生动地打个比方给我听：“你看小猫咪，小狗，他们面对陌生人就‘呼，呼’地发威，那是他们在骂人，所以，你也要学学，可以吓退不友好的人。”

    “嗒——吗——的”，我难为情地被逼出这么一声，涨红了脸，憋足了气，那个狼狈相惹得大家都笑了。于是，他们都退下阵来，对我直摇头。

    （可是后来，我不断悟出了她好意劝解的道理。不一定要口出脏话，也并不是需要什么“造反派的脾气”，而是，在某些必要的时候，人是要厉害一点的。

    然而，我的母亲也有她自己的认识，她是个很硬气的人，哪怕在那个时候批斗她，她也是“强按牛头不吃草”的人，而且宁死不屈。

    但是，她却对我一再说，千万不要硬碰硬，世界上其实是“软柴才可以缚硬柴”的。）

    记得那时，我们这支文艺小分队，曾被调去上海郊县出桃子的地方巡回演出。同时参加当地的“包桃子”的农活。大家住在一起，睡在一起，我们一群好朋友，还有了自己的“暗号”——我们学跳芭蕾舞“白毛女”，跳得不怎么样，就自我嘲笑：“我们是‘白来舞，巴毛女’”。

    这一群“巴毛女”们，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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