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我有事了。

    几天以后，虽然裕斌老师没有来，但是好像“上面”也没有什么动静。余校长还拿出收音机一定要我保管。他说用电太费了，一个月要四节大电池。

    我也不想要，可他一定要存放在我的房间里，说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什么安全不安全的，他发现这个收音机会闯祸，于是想把“祸水”存放在我这儿。

    这些天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汪剑玉老师喝醉了。他不知道从那里弄来一只狗，他与大周老师敲死了那条狗，还烤了狗肉，请了几个库前知青拼酒。因为他心情不好，结果烂醉如泥，呕得厉害，不断地说着心酸的话，对我们知青的前途悲观失望。

    我劝劝他，他就一直说，“你们女的，可以嫁出去呀，找个人就有了希望了。”他还呜呜咽咽地痛泣，“而我们男生，一穷二白，用什么成家？嗯，怎么养活一个家？”

    我说我们还可以争取读大学呀！

    他乜斜眼睛说，“别妄想啦，我堂堂一个高三学生，却输给了那个‘白卷先生’……，还会有前途？你有门路吗？没有，没有门路有什么希望！”

    我看他，一会儿呕，一会儿胡说的，就赶紧叫来了一个初一女生，一起把他扶到了他的房里。

    对于这个汪剑玉老师，我与他却是有一点隔阂的。而且，起因还是我不好。

    两年前，是1969年的3月9日，我们一群赴江西插队的人，从上海出发时，在火车上点名，叫到“汪剑玉”，半天没有人应答。大家不约而同都看着我，因为我的名字发音与他只差一个字，

    “他是你哥哥吗？”那个领队问我，我拼命摇头……

    一起来送我的恩兰，她告诉我说：“好像他就是隔壁弄堂的，听里委阿姨们说，他参加过一个叫“驱虎豹”的流氓组织。”

    我这只初出暖巢的雏鸟，什么也不懂，却还要装着什么都行。于是就带着这句会闯祸的话，到了库前。那里也有人这么问我：“他是你哥哥吗？”我回答得飞快，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不是，他是我家隔壁弄堂的人，参加过流氓组织‘驱虎豹’。”

    汪剑玉是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他后来还是来了。一听别人告诉他这句话，火冒三丈，认定我是故意伤害他。于是，他想法调去了陡岭，也同样用莫须有的流言蜚语，一下子将我涂黑了。

    在知青堆里，我就此成了一个从灰黑的灶膛里，爬出来的小猫，即便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白了。其实我也知道，那是我自己不懂事引起的，陷在漩涡里，是我幼稚的代价。加上我在坪陂村，只有两个知青，连给我辩白的机会也没有。

    谁知不久，机会倒是来了。

    插队第一年，我们知青的信件来来往往都给拆开的。老肖，那个南昌的下放干部，极左分子，他想从信件里找出他认为需要批斗的人。果然，给他找出了三个。其中就有汪剑玉。

    那时，我写的信里都是浪漫的诗句，也是真性情，因为山里的秀美风景深深吸引了我，而且石队长对我很好，所以我没有很困难的生活问题。他们查了我好几封信，没有找到不适当的言语，因此我成了一个“良民”。老肖要我向汪剑玉“开炮”，这是给我的一个考验。

    我对自己初出家门就摔一跤的事，是有自己的认知的，我并没有怪罪别人，哪怕有人因此回泼了我一身墨，也是我成长路上的教训。现在要我乘人之危，来个报仇雪恨，我也不会。

    于是，我三缄其口，一言不发。最后，我落了个“没有斗争性”的结论。

    然而要知道，这个可是被他们记进档案的政治结论，而知青同学的叽叽咕咕只是口水小事，但是，我都得忍住，因为那是我先出的错。

    汪剑玉来学校上课，我们在闲谈中，把这件事说明白了，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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