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台。”

    “哦，我明白了”，承生又开始调皮，“我们吃饭，他们拉屎；我们说话，他们放屁。”一教室的孩子们都笑得稀里哗啦。

    小翠说：“老师，是不是……在我们国家，我们会斗地主，而在他们美国，是地主斗我们。”

    我不好说对，也很难说错，因为以那个年代的认知，只有一个论调：“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勉强回答：“你说得有点像，或许应该说是他们国家的富人，包括地主和资本家剥削穷人，也就是剥削无产阶级。”

    但是，爱思考的裕文说话了，“不是说要知己知彼吗？我们不可以听他们说什么，而他们会听我们说什么，那我们还能战胜他们吗？”是呀，大家又都议论纷纷起来。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幼稚但又好奇的孩子们，因为我也一样的幼稚，只好再次胡扯几句：“我们有专门的人去收听的，反正我们听不懂，也就不要听。”

    我轻描淡写的这些解释，根本没有说服孩子们，然而，却等来了一个戴着大盖帽，一身制服的警察。

    那个警察在周主任的陪同下，来调查“库前学校偷听敌台的恶性事件”。因为收音机是奖励给小宣传队的，第一个接受问讯的就是我。

    那个警察很严肃地关照我说：要老老实实将来龙去脉说清楚，不然这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我惊得心里一哆嗦，同时还感到非常寒心，有点不服气地说：“这么一点小事就要抓人？”

    他很肯定地点点头。

    周主任坐在那儿静静地等我怎么回答，可他那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让我很烦心。我突然冒出了一句，“你们警察管不管偷东西的事？……”

    还没有等我说完，周主任连忙打断我说，“不要东拉西扯！”

    但是，我看到他的脸上，分明肌肉抽筋，有几分慌张和尴尬。

    好吧，我请警察挪一下身体，他坐在了余校长的办公桌旁。还好抽屉钥匙插在上面，我说，“请你打开抽屉，那个收音机在里面。”

    趁他取收音机的同时，我解释说，“这收音机奖给我们宣传队后，一直是余校长保管。”

    那个警察翻来覆去地仔细检查。

    我指着那个小小的拨动键，接着说，“那天，就是这个开关拨动后，播出了外语的广播。你试试。”

    在我的鼓动下，警察与周主任也都忍不住好奇心，真就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收音机，拨动了那个开关。马上传出了一连串的英语播送。

    我说，当时还有一群人围着，就是听到了这么个声音。

    警察关掉了收音机后，有点不耐烦地对周主任说：“谁报的案？”，没有等周主任回答，就对我说：“确证吗？你可以签字做保证吗？那个周裕斌没有偷听敌台？”

    “可以，”我毫不犹豫地应下来，“这是事实。”

    周主任看着听着，脸上没有了那种笑，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了一种狡猾，这是我曾经看见过的眼神……我估计他一直在怕我提铺板被盗事件吧？所以他要警察快点拿出一叠纸，翻到一页上，要我签字。

    我一看是证人证言，于是在空白处写了一句话，“没有偷听之实。”就签字并盖了手印。

    隔一天，我碰到小周老师的父亲——老周，他眼里闪着泪光，特别怕人听见似的，轻声地对我说了声：“谢谢！”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其实是周氏家族里，有人妒忌裕斌呢。”我有点听不懂，但是，他的话更让我觉得“复杂”这两个字的分量，原来有个不知道的谁，总是在背后控制着我们的生杀大权？

    不过，我实在没有那种敏锐的洞察力，还满不在乎地宽慰老周说：“我觉得应该没事了。”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