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出发那天，哈尔滨下着雪。

    不是那种纷纷扬扬的大雪，是细密的、碎碎的雪粒，打在脸上像无数根细小的针尖。天是灰白色的，压得很低，像是要塌下来。

    王淑芬站在队伍最前面，穿着那件藏蓝色的冲锋衣，左胸口印着“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红旗医院”的字样，后背印着“黑龙江援鄂医疗队”七个字。衣服是昨天发的，还有折痕。她把袖子往上撸了一道，露出一截手腕，手腕上戴着一根红绳——是孙子给她编的，编得歪歪扭扭的，绳子有些地方松了，有些地方紧了，她不舍得摘。

    她的胸口别着一朵大红花。花是绸子做的，红得发亮，每一片花瓣都用铁丝固定在花蕊上，铁丝包着绿色的塑料皮。花蕊是一小簇黄色的塑料珠子，摇一摇晃一晃的。她低头看了一眼那朵花，想起上一次看到这种花，是正月初四，在太平国际机场，李明远的胸口别着同样的一朵。那天她站在玻璃门外，隔着那道门看他。今天她站在队伍最前面，胸口别着和他一样的花。

    她的头发长出来了。化疗结束后，头发一点一点地往外冒，先是绒绒的、软软的，像婴儿的胎毛，后来慢慢变黑、变硬，现在已经有半寸长了，黑黑的、短短的，被风吹得有些乱。她没有戴帽子，就那么让风吹着。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白的落在黑的上面，像撒了一层盐。

    “王院长，您身体行吗？”

    医务科长站在旁边，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她能听到。他姓孙，五十多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上落了几片雪花，他没擦。他的眉头皱着，眉心有一道深深的竖纹，像是被人拿刀刻上去的。

    “行。”她说。

    她的手在口袋里。右手攥着一个小药盒。药盒是白色的，塑料的，上面印着“每周药盒”四个字，从周一到周日，七个格子。格子里的药塞得满满当当的——降压药、速效救心丸，还有一盒化疗后一直在吃的内分泌药，白色的药片，小小的，圆圆的，每天早上空腹吃一粒。她把药盒从口袋里掏出来，打开看了一眼，确认没有漏带，然后又合上，拍了拍，放回口袋。

    “您那个……指标最近复查了吗？”孙科长又问，声音更低了。

    “查了。都正常。”

    “您别骗我。”

    “骗你干什么。”她说。

    孙科长不说话了。他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知道拦不住她。全院都知道拦不住王淑芬。这一次她报名去武汉，院长亲自找她谈话，说您的身体刚恢复，这次就算了吧。她说：“我是副院长，我不去，让谁去？”

    院长不说话了。

    机场大厅里人不多。没有家人送行，没有鲜花和掌声——疫情期间，一切从简。只有同事，只有领导，只有那些和她一样穿着藏蓝色冲锋衣、别着大红花的队友。有人在哭，一个年轻的女护士抱着她的丈夫，脸埋在他的肩膀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有人在笑，一个男医生举着手机自拍，比了一个V字手势，笑容很大。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低到站在旁边的人也听不清。

    王淑芬看着他们，目光从左边扫到右边，从前面扫到后面。她数了一下，加上她，一共三十个人。三十个人，三十朵大红花，三十件藏蓝色的冲锋衣，三十只行李箱，箱子上贴着红色的标签，标签上印着同一行字——援鄂医疗队。红得像血。

    那一抹红，是滚烫的初心，是以白衣为铠甲的誓言。疫情突袭，山河失色，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医护夫妻卸下小家的温暖，扛起大家的希望，并肩逆行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她拿出手机，只打了三个字——“我出发了。”

    他秒回。

    “平安。”

    三十一年了，他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短。刚结婚那会儿，他会写很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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