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了一点。
简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她还有绣活要做。
伊丽莎白从旁边走过,看了她一眼,挑了挑眉毛,什么也没说,走开了。
玛丽一个人坐在那里,继续等。
时间过得很慢。
比上次还慢。
她盯着书房的门口,数着自己的心跳。一下,两下,三下……数到五百下的时候,她停下来,觉得这样数下去太傻了。可是不数,又不知道该做什么。
她数到快一千下的时候,书房的门开了。
但不是父亲。
是仆人,端着托盘,大概是去收拾父亲喝完的茶杯。
玛丽又坐回去。
太阳一点一点往头顶移动。窗外的光线从斜照变成直射,又从直射慢慢偏西。客厅里的影子也跟着移动,从这面墙挪到那面墙,从椅子脚下挪到桌子腿边。
她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
她想起上次给父亲看稿子的时候,他也是看了很久。但那次是一个下午,这次怎么好像更长?
会不会是这次写得不好?
会不会是他看到一半不想看了?
会不会——
书房的门开了。
班纳特先生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叠稿子。
他的眼睛亮亮的,是一种玛丽见过的光——上次他看完《阁楼上的指印》时,也是这种光。但那次的亮是惊喜,这次的亮好像更深一点,更沉一点。
他走过来,走到她面前,站定。
玛丽站起来。
“父亲?”
“这个案子,”他说,“比上一个更好。”
玛丽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那个冰窖的温度,那个时间的推理,那个凶手最后露出的破绽——严丝合缝。”他看着她,眼睛里带着一种她读不懂的东西,“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
玛丽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她怎么想到的?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些想法就那样来了,像溪水一样流出来,她只是把它们记下来而已。
班纳特先生没有追问。他在她旁边坐下来,把那叠稿子放在膝盖上,翻了几页,又合上。
“我问你,”他说,“有没有想过出版?”
玛丽愣住了。
出版?
她想过。她当然想过。在那些睡不着觉的夜里,在那些盯着帐子发呆的时刻,她想过很多次。
她想过自己的名字印在封面上。想过有人读到弗朗西丝·沃斯通的故事。想过那些从来不把女人当回事的人,捧着这本书,一页一页地翻下去,不知不觉地被一个“女人才会想到”的推理牵着走。
那是很远很远的事。是等她长大以后,等她把故事写得更好以后,等她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这个世界以后的事。
不是现在。
她才九岁。
可是父亲在问。
“我想过。”她说。
班纳特先生点点头。
“那笔名呢?”他问,“你想好用什麼名字了吗?”
玛丽深吸一口气。
她想过。她想了很多个。她把那些名字写在纸上,一个一个地念,一个一个地划掉。有的太普通,有的太花哨,有的像女人,有的太像男人——她要的是一个让人猜不出男女的名字。
最后选的那个,她想了很久很久。
“想好了。”她说,“叫托马逊。”
班纳特先生的表情顿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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