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一盏一盏地掠过，在他的脸上投下明灭不定的光影。

    他忽然伸出手，松了松领结，又解开了衬衫最上面的两颗纽扣。方才面对黄安娜时那种懒洋洋的、漫不经心的神情，此刻像一层薄冰，倏地碎裂了，底下露出的是一张蹙着眉的、有些烦躁的脸。

    他皱了皱眉。那样好看的眉，即便是皱起来，也像是远山笼了一层薄雾，有一种令人心折的忧郁。他修长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了两下，忽然开口，声音比方才冷了几分：“开车。”

    马尔斯先生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将油门踩深了一些。车子在空旷的街道上加速，引擎的低吼像一头困兽压抑的咆哮。

    回到普雷西迪奥高地的宅子，已是深夜。那是一栋西班牙式的小楼，白墙红瓦，掩映在高大的桉树与棕榈之间。秦渡穿过漆黑的门厅，没有开灯，凭着对这座房子的熟稔，一步一步走上楼梯，脚步声在空旷的宅子里回荡，显得格外冷清。

    浴室的水哗哗地放了好一阵子。他脱了衣服，走进浴缸，让热水漫过肩颈。水汽氤氲，模糊了镜子和瓷砖的轮廓。

    他闭着眼睛，仰头靠在浴缸边缘，水珠顺着他的喉结往下淌，流过宽阔的胸膛，淌过紧实的腹肌，最后汇入温热的水中。

    那是一副极其漂亮的躯体。肩宽腰窄，骨架匀停，肌肉并不夸张，却每一寸都像是被精心雕琢过的，线条流畅而有力。

    常年穿着西装，倒看不出底下的这副身板竟是这样经得起打量，像一柄收在精致鞘里的利刃，不动声色，出鞘便是锋芒毕露。

    然而那胸膛上，有一处毁掉这份完美的伤疤。

    左胸，心口偏下两寸的地方，一个圆形的、凹凸不平的瘢痕。那是枪伤。六年前留下的。子弹从正面射入，穿透了皮肉与肋骨，差一点儿就碰到了心脏。伤口愈合后留下了一个丑陋的凹陷，像一朵枯萎的花，嵌在他光洁的皮肤上，触目惊心。每当他呼吸的时候，那道伤疤便微微起伏。

    他低下头，看了一眼那道伤疤，目光淡漠。然后他伸手关了水，跨出浴缸，扯过一条浴巾随意地擦了擦，套上一件丝质的深灰色睡袍。睡袍的腰带松松地一系，领口大敞着，露出大片胸口的皮肤和那道狰狞的伤痕，水珠还未完全擦干，在灯下亮晶晶的。

    他赤着脚，走到卧室那一面巨大的落地窗前。

    普雷西迪奥高地是旧金山最好的地段之一。

    从他这扇窗户望出去，可以俯瞰整座城市，远处是金融区高楼的轮廓，星星点点的灯火像洒在黑绒布上的碎钻。

    更远处，金门大桥还未建起，只有黑沉沉的海面上，偶尔闪过船只的桅灯。海湾对面，是伯克利和奥克兰，也是一片灯火。这片灯海铺展开去，壮丽而浮华，像一场永不停歇的盛宴。

    他点了根烟。

    烟雾从指间升起，在玻璃上凝成薄薄的一层，又慢慢散开。他透过那层烟雾望着窗外的城市，目光幽深而复杂。

    六年了。六年前，他从上海坐船，漂洋过海，来到这片被称作“文明”的土地。

    那时候他以为大洋彼岸真的是书上写的那个“自由与民主”的新世界。他带着变卖的资产，一口流利的英语，以为凭这些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堂堂正正地立足。

    到了才发现，无论他穿多考究的西装，讲多流利的英文，签多大的生意，在白人眼里，他终究不过是一个“Chink”——一个留着辫子、吃老鼠、肮脏卑贱的中国佬。

    《排华法案》。那纸法案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一个在美华人的头顶。

    一八八二年以降，四十余年间，这柄剑从未挪开过。华人不能入籍，不能与白人通婚，不能在政府任职，不能拥有不动产，甚至在某些州，连在法庭上作证的权利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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