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9月，的里雅斯特

    伊洛娜在炮台住了下来。雅各布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她，自己搬到厨房旁边的一个小隔间里。隔间很小，只放得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但雅各布说够了，他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能睡觉就行。伊洛娜过意不去，说可以跟保罗换，保罗住小隔间。保罗说他哪里都行，飞机翅膀底下都能睡。最后谁也没换，雅各布还是住小隔间，伊洛娜还是住他的房间。

    房间不大，但窗户对着海。每天早上，伊洛娜睁开眼睛，就能看见海面上的晨光。金色的，橘红色的，有时候是紫色的，像一幅每天换颜色的画。她坐在窗前，铺开稿纸，开始写。不是写给报纸的报道，而是写给自己的笔记。她写道：“海的颜色，一天变好几次。早上是金色，中午是蓝色，傍晚是橘红色。夜里是黑色，但黑色的海面上有月光，银白色的，像一条路。一条通往远方的路。”

    她写完了，放下笔，看着海。海鸥在远处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她忽然想起贝尔塔。贝尔塔没看过海。她一辈子住在维也纳，见过的最大的水面是多瑙河。河不是海。河有岸，海没有。如果贝尔塔活着，她会怎么写海？也许她会写：“海是没有岸的河。人站在海边，看不到对岸，就会觉得自己很小。小了好。小了就不会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

    “伊洛娜姐姐，吃饭了。”保罗站在门口。

    “来了。”

    早饭是面包、黄油、蜂蜜和咖啡。雅各布煮的咖啡还是难喝，但伊洛娜喝习惯了。她加了三勺糖，喝起来像糖水，不苦了。

    “雅各布，”她说，“你什么时候把咖啡煮好喝一点？”

    “等保罗飞到一千米。”

    “你又拿这个当借口。”

    “不是借口。是真的。一千米了，我就有时间研究咖啡了。现在没时间，要帮他削木条。”

    保罗低下头，啃着面包。“科恩先生，您不用帮我削。我自己能削。”

    “你削得慢。”

    “慢但细。您削得快，但粗。”

    雅各布看着他。“你嫌我削得粗？”

    “不是嫌。是事实。”

    伊洛娜笑了。“保罗，你学会挖苦人了。”

    “不是挖苦。是事实。”

    “事实也可以说得委婉一点。”

    “怎么委婉？”

    “你可以说，‘科恩先生，您削的木条很好，但再细一点就更好了。’”

    保罗想了想。“科恩先生，您削的木条很好，但再细一点就更好了。”

    雅各布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我试试。”

    九月中旬，保罗的飞机飞到了八百五十米。

    他把机翼的角度调大了半度，螺旋桨的叶片削得更薄了，电池换成了施密特从仓库“借”来的最新型号——据说是从一艘新造的军舰上拆下来的，电量很足，但重了不少。飞机从山坡上滑下去，飞过了八百米线，又飞了五十米，落在八百五十米的地方。

    施密特把红旗插在八百五十米处。“八百五十米！下次要飞九百米！”

    保罗从座位上跳下来，走到飞机前面，检查机翼。蒙布被风吹得有些松了，有几处缝线开了。他蹲下来，拿出针线，一针一针地缝。伊洛娜站在旁边，看着他的手。那双手很大了，但手指还是细长的，像他父亲的手——她没见过他父亲，但她想象过。一个在纺织厂当工头的男人，失业了，上吊了。他的手，应该也是细长的。

    “保罗，”她说，“你像你父亲。”

    保罗的手停了一下。“您没见过他。”

    “雅各布见过。他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好人的手，都是细长的。”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