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澜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发动车子的。

    钥匙在锁孔里拧动的那一下，引擎响起的那一声，挂挡、松离合、踩油门——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别人的手在做，她的手只是搭在上面，跟着动。意识是断的，像一卷被剪断的胶片，前一个画面还在走廊里跑，下一个画面已经在路上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开出容氏大门的，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拐上那条梧桐道的，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松开了刹车、什么时候踩下了油门。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在省道上了。

    白杨树一棵接一棵地从车窗外滑过去，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一片一片地落在挡风玻璃上，一闪一闪的，晃得人眼睛发涩。她没有眨眼，眼睛干得发疼，但她不敢眨。她怕一眨眼，眼泪就会掉下来。她不能哭，她还要开车，她还要回红兴镇。

    方向盘在她手里攥得很紧，指节泛白。皮革的纹路硌着她的掌心，有点疼，但她没有松开。那上面有痕迹——两道深深的抓痕，是他常年开车时手握的位置。他的手掌比她的宽，手指比她的长，握方向盘的时候喜欢用虎口卡住这个位置，不急不慢，稳稳当当。

    她坐在他坐过的位置上，握着他握过的方向盘，闻着车厢里那股淡淡的皂角味。他已经走了好两天了，那股味道还没有散。是残留在座椅的布料里，还是残留在她衬衫的领口上，她分不清。她只知道这股味道让她觉得他还在。不是在这里，是在某个地方，在南海，在那片灰蒙蒙的天幕下，在那架不知道飞往何方的飞机里。他走的时候，手覆在她头顶，掌心干燥，温热，什么都没说。但她都知道的。

    她知道的。从他在五楼走廊里给她擦头发的时候，从他把所有牌摊在桌上说“你选哪条路，我都在”的时候，从他在北京饭店的走廊里站在她身后、用身体挡住那杯泼过来的茶汤的时候。她都知道。他只是不说，她也不说。他们之间不需要说。

    车子在省道上开着。路很长，白杨树没有尽头。她的脑子是空的。不是那种“什么都想不起来”的空，是那种“想了太多、脑子装不下、索性不转了”的空。像一台过载的机器，保险丝烧了，灯灭了，但齿轮还在转，只是转得很慢，很涩。

    她想起爷爷。想起他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的样子，想起他蹲在灶台前熬粥的背影，想起她每次出门时他站在院门口目送她的目光。那双浑浊的、带着血丝的、什么话都不说却什么都说了的眼睛。她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给他打电话了。不是忘了，是不敢。怕听到他声音的时候，那些压在心里的话会忍不住说出来。怕说出来了，他就知道她在外面不好。她不想让他知道。

    她想起昨天晚上，雷雨交加的时候，她站在窗前，听着战斗机从头顶飞过的声音，想着他的腿在下雨天会不会疼。她想过打电话的。她拿起过话筒，又放下了。太晚了，他应该睡了。明天再打吧。明天。

    她等到了明天。她等到七点半，等到她觉得他不会急的时候，等到他不用跑着去接电话的时候。她拨了号，等了很久，等来的不是他的声音。

    “你爷爷他……出事了。”

    “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说不清楚。你快回来吧。”

    她没有追问。不是不想知道，是不敢听。她怕听到的那个答案，会让她连车都开不了。电话那头有人在哭。她不知道是谁在哭，是谁在她爷爷出事的时候第一个赶到了现场，是谁发现了躺在地上的他，是谁喊了人，是谁把他送去了卫生院。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个哭的人，一定很疼。和她一样疼。

    她想起来了。想起那些无数个没有联络的日夜，他就那么一声不吭，坐在家门口等她。从日出，到日落。从春天，到冬天。

    她第一次离开红兴镇去容氏的时候，他站在院门口，拄着拐杖，看着她上了傅征的车。她从后视镜里看见他站在那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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