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刚的腿长歪了。

    没有医生，没有接骨，只有老三隔几天胡乱拆开看看，又绑上。骨头在错位的地方自己愈合，长成一个古怪的弧度。等聂刚能勉强撑着墙站起来时，他的右腿已经比左腿短了一截，而且向外弯曲，像个畸形的钩子。

    老三看着他在院子里一瘸一拐地试走，满意地点点头。

    “行了，能走了。明天开始，上班。”

    第二天，聂刚被带到了城西的一个天桥下。老三给了他一块木板，木板下面装了四个小轮子，又给他一副用旧布和竹竿做的简陋“拐杖”。

    “坐着这个，用手撑着地走。”老三示范了一遍，“看见没？就这样。你是残疾人，残疾人要饭，更容易讨到钱。”

    聂刚木然地坐上木板。木板很硬，硌得屁股生疼。他试着用手撑地，木板晃晃悠悠地往前挪了一小段。右腿的断骨处传来一阵刺痛，他咬紧牙关，没吭声。

    “对了，就这样。”老三拍拍他的肩，“好好要，今天争取要够五十块。”

    老三走了。聂刚坐在木板上，端着一个破瓷碗，放在膝盖上。天桥下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有人停下来看他，往碗里扔钱。一毛，五毛，一块。

    “可怜啊，这么小就残废了。”一个老太太叹着气，往碗里放了五块钱。

    聂刚低着头，说：“谢谢奶奶。”

    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有颤抖，没有哭腔，就像一个真正的、认命的乞丐。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那团火还没灭。只是烧得更深了，更隐蔽了，变成了一块滚烫的炭，埋在灰烬下面。

    日子一天天过去。聂刚成了天桥下的“固定风景”。每天早晨，老三用那辆破面包车把他拉来，放在天桥下。傍晚，再来接他回去。要到的钱全部上交，老三心情好时会给他买点好吃的，心情不好就是一顿打骂。

    聂刚学会了“职业乞丐”的一切技巧。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该磕头，什么时候该装睡，什么时候该“突发疾病”倒地抽搐。他观察每个路人的表情，判断他们会不会给钱，会给多少。他甚至记住了几个“常客”——那个每天晨练经过的老大爷，总会给他一块钱；那个戴眼镜的年轻女老师，每次都给五毛，还会对他笑笑；那个胖胖的中年男人，从来不给，反而经常骂他“妨碍市容”。

    但他不在乎了。骂也好，打也好，给钱也好，不给也好，他都面无表情地接受。他的心像一口枯井，再也泛不起一丝波澜。

    直到那天下午。

    那天天气很冷，飘着细碎的雪花。天桥下没什么人，聂刚蜷缩在木板的一角，把破棉袄裹得紧紧的。他的断腿一到阴雨天就疼得厉害，像有无数根针在骨头缝里扎。

    一个男人在他面前停了下来。

    聂刚没抬头，只是机械地把碗往前推了推，用颤抖的声音说：“行行好，给点钱吧……”

    男人没走，也没给钱。他在聂刚面前蹲了下来。

    聂刚这才抬起头。男人大约三十多岁，穿着件半旧的军大衣，脸被寒风吹得发红。他的眼睛很亮，正仔细地打量着聂刚，目光在他脸上、身上、特别是那条畸形的断腿上停留了很久。

    “小孩，你多大了？”男人问，声音很温和。

    聂刚愣了一下。老三教过他，如果有人问年龄，就说“不知道”。如果有人问家在哪里，就说“没家了”。如果有人问腿怎么断的，就说“生病了”。

    但他看着男人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种他很久没见过的、真实的东西。他迟疑了一下，小声说：“七岁。”

    “七岁？”男人皱起眉，“你在这儿要饭多久了？”

    “不记得了。”

    “你爸妈呢？”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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