眶红了,嘴唇在发抖,整个人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又喊了一遍,声音里带着哭腔,“你每天听我说那些破事,你每天安慰我,你每天告诉我‘你不是麻烦’——可你自己呢?你自己都快死了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
“因为我不想让你担心。”
“我不想让你担心”——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我自己都觉得荒谬。
方楠奕愣住了。
然后她蹲下来,把脸埋进了膝盖里,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她哭了,哭得很厉害,但没有发出声音——就像她之前说的那样,她习惯了无声地哭泣,习惯了不打扰任何人。
我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
“对不起。”我说,“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
“你……你这个笨蛋……”她的声音闷在膝盖里,断断续续的,“你怎么能……怎么能一个人扛着……”
“我不是一个人。”我说,“我有你。”
她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我。
“你还有多久?”她哑着嗓子问。
“大概……八个月。”
八个月。
说出口的那一刻,这个数字突然变得很真实。它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可以触摸的、正在流逝的时间。
八个月。
两百四十天。
三万四千五百六十六次心跳。
方楠奕看着我,眼泪无声地流着。然后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苏柠。”她说,声音沙哑但坚定,“这八个月,我陪你。”
“你不用——”
“我陪你。”她重复了一遍,握紧了我的手,“你陪我过了四个月,我陪你过剩下的八个月。你不许拒绝。”
我看着她红肿的眼睛、颤抖的嘴唇、紧紧握着我的手。
然后我笑了。
“好。”我说,“你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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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之后,方楠奕变了。
她变得更加主动了——主动来找我,主动帮我打饭,主动陪我去医务室量血压,主动提醒我吃药。
她甚至开始记我吃药的时间。每天早上第二节课下课,她会准时出现在我的座位旁边,手里端着一杯温水,把药片一粒一粒地数好,放在我的手心里。
“该吃药了。”她说。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我设了闹钟。”她掏出手机给我看,屏幕上果然有三个闹钟——早上八点、中午十二点、晚上八点,每一个都标注着“苏柠吃药”。
“你也太认真了。”
“这不是认真,这是……”她想了想,“这是我能为你做的、唯一的事情。”
她说“唯一”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无力感——那种“我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无力感。
因为她知道,她没有办法治好我的病,没有办法阻止那一天的到来,没有办法让我多活一年、两年、十年。
她能做的,只是提醒我吃药。
“方楠奕。”我说,“这不是‘唯一’的事情。你已经做了很多了。”
“我做了什么?”
“你陪我。”我说,“你每天都在陪我。这就够了。”
她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抬起头,对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里有泪光,但也有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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