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安提丰大人的指控。”

    “但那些粮食配给不公的申诉，最终可能指向他控制的系统。”另一人说。

    “所以我们要重点关注这类申诉的处理方式。如果申诉处深入调查，就可能触及敏感领域。”

    他们注意到，广场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讨论氛围。人们开始公开比较各自的申诉内容，寻找共同点，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准备集体申诉。

    这是一种微妙但重要的变化：以前的不满是个人的、私下的、零散的；现在通过申诉处这个平台，个人的不满可能被连接成公共议题。

    观察员之一低声说：“安提丰大人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他说，民众的不满需要出口，但出口的方向需要引导。”

    “怎么引导？”

    “提供一些容易解决的小问题，让申诉处‘成功’处理，建立信誉。同时，通过我们的人提交一些指向莱桑德罗斯支持者的申诉，制造内部矛盾。”

    他们继续观察，记录下每一个细节：谁在组织讨论，谁在表达担忧，谁显得特别积极。

    三、药房里的声音

    下午，卡莉娅在保密咨询室接待了三位特殊申诉者。房间经过特别布置：厚重的门帘，远离窗户的位置，轻声说话时外面听不到。

    第一位是个中年陶匠，他的兄弟在布劳伦地区失踪。情况和忒弥斯托的丈夫类似：去银矿找工作，途中失踪，有目击者看到可疑人员。

    “我不敢公开说，”陶匠声音颤抖，“我兄弟曾经在公民大会上反对过安提丰的一个提案。只是投票，没有发言，但可能被记名了。”

    卡莉娅记录，然后问：“你有告诉其他人吗？”

    “只告诉了我妻子。连孩子都没说。”

    “你希望我们做什么？”

    陶匠沉默良久：“我不知道。找人？但去哪里找？调查？但谁去调查？我只是……只是想说这件事。憋在心里太难受了。”

    卡莉娅理解这种感受。有时候，说出痛苦本身就有治疗作用。她承诺会秘密记录，并留意类似案例，如果发现模式会谨慎调查。

    第二位申诉者是位老妇人，她的儿子在公共安全员中服役。她怀疑儿子被命令做一些“不干净”的事。

    “他最近回家总是心神不宁，半夜惊醒，”老妇人说，“我问，他不说。但有一次喝醉了，含糊地说‘不想再干那些事’。我问什么事，他就闭嘴了。”

    “你觉得是什么事？”

    老妇人压低声音：“抓人。不是公开逮捕，是夜里悄悄带走。他说过，有些命令‘没有文件，只有口头传达’。”

    卡莉娅感到心脏一紧。这与失踪案件可能直接相关。她详细询问：时间范围、可能的地点、儿子的部队编号。老妇人提供了部分信息，但很多细节儿子不肯透露。

    第三位申诉者让卡莉娅意外——是个年轻的公共安全员本人。他要求匿名，甚至不肯进咨询室，只在药房后门匆匆说了几句。

    “我叫卢卡斯，在城东巡逻队，”年轻人语速很快，显然紧张，“最近我们接到命令，要特别关注去申诉处的人，记录他们的相貌和离开方向。我不明白为什么。申诉处不是联合政府批准的吗？”

    卡莉娅问：“命令是谁下的？”

    “队长说是‘上面’的要求，没有具体名字。但队长最近经常私下见赫格蒙，那个安提丰的助手。”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卢卡斯犹豫了一下：“我父亲在西西里死了。他也是士兵。我觉得……士兵应该保护城邦，而不是监视同胞。但我不能公开说，我还有母亲和妹妹要养。”

    他说完就匆匆离开，消失在巷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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