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诉记录是保密的，调查过程也会谨慎。”接待员说，“但最终是否申诉，由您决定。”

    克莉西斯想了想，点头：“我申诉。至少试一试。”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申诉接踵而至。问题五花八门：邻里纠纷、商业合同争议、财产边界争端、公职人员的态度问题、公共设施损坏无人修理。也有关注公共事务的：有人质疑某项税收的合理性，有人询问城墙修复的进度透明度，有人反映某个官员可能腐败的线索。

    莱桑德罗斯在申诉处内走动观察。他注意到几个现象：

    第一，许多人一开始很紧张，说话结巴或过于激动，但在接待员耐心的引导下，逐渐能够清晰表达。

    第二，不识字的人更愿意向同样出身平民的接待员倾诉，而对看起来像文人的接待员保持距离。

    第三，有些申诉者会偷偷观察周围，压低声音，显然担心被监视或报复。

    中午时分，申诉处暂时关闭休息。志愿者们聚在后院简单用餐，同时交流上午的观察。

    “我接待了八个人，”一个曾是书记员的老人说，“其中三个的问题其实可以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解决，但他们不知道程序，或者付不起诉讼费。”

    “我这边有五个人反映粮食配给问题，”一个主妇出身的接待员说，“不是简单的数量不足，而是分配不公。同一个街区，有人能拿到额外配额，有人却被克扣。他们都怀疑有私下交易。”

    “有两个人提到了失踪，”另一个接待员压低声音，“但都说得含糊，只说‘听说’、‘可能’，不肯提供具体信息。”

    莱桑德罗斯与索福克勒斯、卡莉娅商量后决定：下午增设一个“保密咨询室”，由卡莉娅和一位值得信任的退休法官负责，专门处理可能涉及安全风险的申诉。

    二、广场上的声音

    申诉处开放的消息迅速传遍雅典。广场上，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

    “你去看了吗？”

    “去了，排了会儿队。接待的老先生很和气，认真记下了我的话。”

    “真会处理吗？还是做做样子？”

    “索福克勒斯大人亲自坐镇，应该不会只是做样子。”

    “但安提丰的人也在里面吧？我听说接待员里就有他们的人。”

    “那又怎样？至少有了个说话的地方。以前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

    在广场东侧的酒馆里，几个码头工人和马库斯坐在一起。他们刚从港口下工，身上还带着海盐和鱼腥味。

    “申诉处开了，”一个年轻工人说，“我们要不要去试试？说说工钱拖欠的事？”

    年长的工人摇头：“小心点。今天港口增加了巡逻，安提丰的人明显在盯着。谁去了申诉处，可能就被记下了。”

    马库斯喝了口酒：“可以去，但要结伴去，以小组名义申诉。这样既表达了诉求，又不太突出个人。”

    “小组名义？”

    “比如‘码头装卸工第三组申诉工资延迟发放’，”马库斯说，“不点名具体哪个人被拖欠，就说整体情况。这样既反映了问题，又降低了个人风险。”

    年轻工人想了想：“这办法好。而且我们确实经常被拖欠，不是个别人。”

    他们商量后决定，明天由马库斯和两个年长工人为代表，去申诉处正式提交集体申诉。

    与此同时，在广场另一端的廊柱下，两个衣着相对讲究的人在低声交谈。他们是安提丰派来的观察员，任务是记录申诉处的运作情况和申诉内容类型。

    “上午共接待了三十七人，”一人说，“问题集中在几个方面：退伍福利、商业纠纷、粮食配给、官员态度。暂时没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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