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芳不能走那条路。我们要走更聪明、更可持续的路：不是出卖血肉，而是出售智慧和技术；不是掠夺领土，而是获取特许权；不是对抗所有大国，而是在他们之间寻找平衡点。

    窗外的月亮升到中天，月光如银纱般洒在荒漠上。列车继续向西，向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向着那个连接欧亚的古老都城，向着那场将决定中东未来格局的会谈。

    陈峰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伊斯坦布尔的画面：金角湾的夕阳，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苏丹皇宫的尖塔，还有那些在帝国余晖中奔走的外交官、军人、商人。

    五百年前，这里是奥斯曼帝国的中心，是世界敬畏的强权。现在，它是一座垂死帝国的首都，是列强瓜分的蛋糕。而三天后，他将走进那座城市，不是作为乞求者，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作为……分蛋糕的人之一。

    历史总是重复，但每次重复都有新的参与者。

    这一次，轮到了来自东方的兰芳。

    陈峰睁开眼，目光重新变得锐利。他收起地图，锁好文件，关上台灯。车厢里陷入黑暗，只有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稳定而有力，像这个国家前进的脉搏。

    明天，列车将，进入土耳其。后天，抵达伊斯坦布尔。

    大戏，即将开场。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晨雾尚未完全散去，金角湾的水面泛着铅灰色的冷光。奥斯曼帝国的新皇宫——多尔玛巴赫切宫——这座耗资五百万金里拉、模仿欧洲凡尔赛宫建造的庞然大物，在八月的晨光中显露出苍白而疲惫的辉煌。大理石立面、镀金装饰、长达四十五米的水晶吊灯……这一切都彰显着帝国曾经的无上荣光，但此刻，宫殿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士兵、墙上新近修补的弹痕、以及空气中若有若无的焦虑气息，无不揭示着一个残酷现实：这个横跨欧亚非的巨人，正在流血，正在崩塌。

    宫殿西翼的“外交厅”被连夜布置成三方会谈场所。长条形的红木会议桌铺着深红色天鹅绒桌布，桌上摆放着三国国旗：左侧黑红金三色的德意志帝国鹰旗，中间红底金星的奥斯曼新月旗，右侧红底金龙的兰芳共和国龙旗。桌旁已经坐了不少人，但气氛压抑得能拧出水来。

    德国代表团坐在左侧。为首的并非原先预计的总参谋长法金汉大将，而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人物——德皇威廉二世本人。

    五十七岁的皇帝穿着普鲁士陆军元帅礼服，深蓝色的呢料上缀满勋章，左胸最显眼的位置别着一级铁十字勋章和功勋勋章。他坐在高背椅上，下巴微扬，右手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柄著名的元帅权杖，左手放在桌上，手指有节奏地敲击桌面。他的脸色苍白，眼袋深重，但那双淡蓝色的眼睛里依然燃烧着某种固执的光芒——那是混合了傲慢、焦虑和最后希望的光芒。

    威廉二世身后，法金汉大将微微躬身站立，这位总参谋长比两个月前在凡尔登时更加憔悴，军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仿佛一具行走的骨架。他旁边是军械局长弗里茨·冯·拜尔中将，以及几名脸色凝重的参谋军官。

    奥斯曼代表团坐在中间。名义上的团长是战争部长恩维尔帕夏——这位三十四岁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穿着剪裁合体的欧式军装，胸口挂满勋章，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腰间那柄镶嵌宝石的军刀，那是苏丹赐予的荣誉。恩维尔的坐姿笔直，下巴高昂，努力维持着帝国将军的威严，但不时瞥向门口的眼神暴露了他的紧张。

    真正做决定的人坐在恩维尔旁边：大维齐尔（首相）赛义德·哈利姆帕夏。这位五十二岁的资深官僚穿着传统的奥斯曼官袍，头戴红色菲斯帽，面容沉静如水，只有眼角深深的皱纹和偶尔颤抖的手指，透露出他承受的压力。他的面前摊开着一份文件，但他没有看，只是闭目养神，仿佛在积蓄最后的力气。

    兰芳代表团坐在右侧。陈峰坐在首位，依然是一身简洁的深灰色西装，没有任何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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