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查理曼帝国时代起，欧洲的外交展现出了二元性质，即教廷外交和王权外交并存。

    教皇的权势日益扩大，无尽的欲望催生出教廷的腐败和横征暴敛，教徒对教皇产生信仰危机。

    市民阶级同国王结成同盟，共同反对来自教皇的压迫。

    公元14-17世纪，一场称作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思想解放文化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

    这次运动不仅重塑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也为现如今欧洲公认外交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三十年战争正式结束，标志着如今（指1792年时）欧洲实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外交体系正式形成。

    欧洲近代国际关系格局确立，而常驻外交代表制度，成为了一项在欧洲普遍实行的国际惯例。

    在15和16世纪，文艺复兴的发展也推动了西欧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了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

    1785年，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改良蒸汽机，使得工厂制得以普及。

    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工人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并逐渐壮大。

    商品经济的发展意味着需要丰富的原料、廉价的劳动力，还有广阔的市场。

    为了满足新生产方式的需要，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起，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开始了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扩张和掠夺。

    而这种常设外交使节制度，也随着欧洲殖民大国的对外扩张，逐渐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包括中华大地。

    在这一时期，有关外交的看法和观念，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正如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在《双城记》中所说: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这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封建专制国家并存的时代。

    这是新思想与旧秩序碰撞的时代。

    作为历史的潮流，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冲击着封建专制时代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也冲击着封建专制时代的君主秘密外交。

    在封建专制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将‘君权神授’理论奉为圭臬。

    国王在对外关系中拥有最高的权力，外交官也只不过是国王的仆人。

    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国王将国家拖入无穷无尽的战争中，给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害。

    而资产阶级，也深受其害。

    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开始鞭笞‘君权神授’的观念。

    认为国家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国家本身享有主权，不受国家以外的权力的抑制，否则即是侵犯国家的主权。

    1577年《论共和国》一书中，让·不丹（Jean Bodin）为了对抗教皇的神权，首先提出了国家主权观念。

    其后，诸如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将国家主权观念做了进一步丰富。

    格劳秀斯是以一个全新的角度——从国际法的角度，从国家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论述国家主权的。

    他认为，主权，即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具体体现在君主或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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