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的滨海市，一天比一天空。

    外地的学生陆续离校，食堂关了一半窗口，连梧桐树上的麻雀都少了。风从渤海湾长驱直入，刮得人脸生疼。

    苏晴没有回家。

    她跟父母说学校还有事，每天清晨坐第一班地铁到校，晚上赶末班车回去。沈静茹没有多问，只是往她书包里多塞了一盒切好的水果。

    宋启明去校门口接她。

    腊月二十四的早晨，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雪。苏晴从地铁口出来，远远看见他站在报刊亭边，穿着那件藏青色大衣，领口竖起来，鼻尖冻得有些红。

    她走过去，没说话，把手套摘下一只递给他。

    “我不冷。”他说。

    “手都冻白了。”她把手套塞进他掌心，“戴上。”

    他低头看了看那只浅灰色的羊毛手套。她的尺寸，他戴着有些紧。但他还是戴上了。

    她笑了笑，把手缩进袖子里，和他并肩往校门走。

    梧桐枝桠在头顶织成细密的网。

    她走着走着，慢慢伸出手，覆在他垂在身侧的手背上。

    他没有躲。

    她的掌心是温热的。隔着那层薄薄的羊毛手套，她把那只手背轻轻包裹住，像拢住一只冻僵的鸟。

    他没有说话。

    他只是放慢了脚步，让她握得更久些。

    从那天起，这个动作成了他们之间一种无声的仪式。

    在食堂排队买饭时，她的手会自然地搭上他的手背。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她翻过一页书，指尖会不经意地滑过他的腕骨。傍晚在操场散步，暮色四合，她把两只手都覆上来，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捂暖。

    她没有问“你还疼吗”。

    她只是握着。

    一下一下，用指腹轻轻抚过那些看不见的旧伤——不是纹身，不是疤痕，是比那更深的东西，藏在皮肤之下，骨骼之间。

    她想，也许抚得够久，那些东西就会淡一些。

    腊月二十六，深夜。

    苏建国的卧室只开了一盏床头灯。

    沈静茹靠在床头，手里翻着一本医学期刊，半天没翻页。苏建国半躺着，戴老花镜看一份文件，也是半天没动。

    “建国。”沈静茹开口。

    “嗯。”

    “那孩子的事，”她说，“晴晴跟我讲了很多。”

    苏建国的视线从文件上移开。

    “讲了什么？”

    “能讲的都讲了。”沈静茹把期刊合上，“刚果。雇佣兵。阿富汗。”

    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窗外沉沉的夜色。

    “她说的时候一直在哭。”沈静茹说，“我给她擦眼泪，擦完又流，擦完又流。”

    苏建国沉默着。

    “我没想到，”沈静茹说，“现在这个年代，还有这样的事。”

    苏建国摘下老花镜。

    “只是在咱们国家感觉意外。”他说，“在国际上，尤其是战乱地区，这个年纪就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有很多。”

    他顿了顿。

    “他只是很幸运，是活下来的那一批。”

    沈静茹看着他。

    她认识他三十年了。三十年里，他跟她讲过边界线上的对峙，讲过撤侨时的惊险，讲过那些不能细说的任务。她从没有问过，他也没有细说。

    但此刻他说的不是任务。

    是一个二十岁的孩子。

    “他受过很多伤吧。”沈静茹说。不是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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