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他们建议你见心理医生。”

    “不需要。”宋启明说。

    古德里安没有争辩。他只是点了点头，像早就料到这个答案。

    车子驶过荣军院的金顶。宋启明想起三个月前，他也是从这条路离开巴黎去德国基地。那时候马库斯还活着，卡尔还在为第一次跳伞紧张，安德烈在运输机上吹嘘他老婆的普雷结。

    三个月。

    三百多人。

    四十三个。

    他把头靠在车窗玻璃上，闭上眼。玻璃很冷，隔着那层寒意，他听见古德里安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齐。你还活着。”

    他没有睁眼。

    “是。”他说，“我知道。”

    ---

    两周后。

    还是戴高乐机场，还是那扇玻璃门。只是这次，宋启明手里多了一张飞往中国滨海市的机票。

    古德里安来送他。这个德国人依旧穿着那件黑色羊毛大衣，站在出发大厅的落地窗前，身后是起起落落的波音和空客。

    “公司给所有幸存人员发了特别津贴。”他说，“你账户里那笔钱，不是抚恤金，是任务奖金。这次阿富汗行动的性质，公司会做特殊处理。”

    宋启明点点头。

    “你回去以后，”古德里安说，“还是归林国伟协调。不需要执行高强度任务，不需要接触**险线人。你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完成学业，保持身份正常。”

    他顿了顿：“这是公司的安排，也是我的建议。”

    宋启明又点了点头。

    登机广播响起来，法语，英语，然后是带口音的中文。宋启明把帆布袋挎上肩，准备走向安检口。

    “齐。”古德里安叫住他。

    宋启明回头。

    这个五十多岁的德国人站在冬日的天光里，金丝眼镜后的蓝眼睛难得地没有隐藏情绪。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

    “活着回来的人，不需要为活着感到愧疚。”

    这是卡特在扎黑丹医院说过的话。不知道古德里安从何处听来，或者，这本就是所有从战场上爬出来的人，迟早都会明白的事。

    宋启明看着他，轻轻点了一下头。

    然后他转身，走向那条通往登机口的、漫长的通道。

    他没有回头。

    ---

    2002年1月20日。

    滨海市。

    宋启明站在留学生宿舍楼下，仰头看着那扇熟悉的窗户。

    冬日下午的光线稀薄，从光秃秃的梧桐枝干间筛下来，在水泥地面上铺开一片淡灰色的影。楼门口那棵他叫不出名字的常绿灌木还在，叶片蒙着薄薄的尘，和三个月前离开时一模一样。

    他走了三个月。

    这里什么都没有变。

    门卫大爷从值班室里探出头，眯着眼打量他，然后咧开嘴：“哎，是你啊！那个法国留学生！好久没见着你了！”

    “回家处理点事。”宋启明说。他的声音在三个月的波斯语、德语、法语混杂后，重新切换回中文，有些生涩。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大爷挥挥手，“你们留学生也不容易，大过年的一个人在外面……”

    宋启明微微颔首，推门走进楼道。

    楼梯还是那截楼梯，扶手还是那种深绿色漆面，转角处的窗台上还摆着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一步，两步，三层。

    钥匙还在。他从帆布袋夹层里摸出那串三个月没碰过的钥匙，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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