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7日，星期六，秋老虎发威。

    上海的气温在连续三天下降后，突然反弹到了34度。下午两点，亭子间里热得像蒸笼，唯一的那台电风扇开到最大档，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陈默光着膀子坐在书桌前，汗珠顺着脊背往下淌，在后腰处汇成一道水痕，浸湿了短裤的边缘。

    但他顾不上擦汗。

    面前的桌上摊开着八张交割单复印件——是他这四年所有交易的记录，从1992年第一次买飞乐音响，到上周清掉最后一点观察仓。每张单子旁边，都贴着一张便签，上面用红笔写着当时的买入理由和卖出原因。

    这些单子他已经研究了整整三天。

    不是研究哪笔交易赚了亏了，而是研究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他的资金，到底是怎么流动的？

    陈默拿出一张A3大白纸，在中间画了一条时间轴：1992年3月到1996年9月。然后，他开始在时间轴上标注：

    1992年5月，认购证狂潮顶峰，资金100%集中在认购证（虽然后来证明正确，但当时风险巨大）。

    1993年2月，1558点前后，70%仓位集中在三只股票（四川长虹、陆家嘴、飞乐音响）。

    1994年11月，市场反弹，80%仓位集中在两只股票（陆家嘴、深发展）。

    1995年8月，震荡市，60%仓位在一只股票（深科技）。

    ……

    标注完，他退后两步，看着这张图，眉头越皱越紧。

    一个清晰的模式浮现出来：无论资金量多少（从几万到几十万），他总是在某个时间段，把大部分资金押注在极少数标的上。有时是对的（如认购证），赚了大钱。有时是错的（如1995年的深科技），亏了也不小。

    而更关键的是，即使在对的时候，过程也惊心动魄。

    比如认购证。那20张连号认购证，在三个月里，占了他几乎100%的“可投资资产”。如果当时出了什么意外——比如政策突变，认购证作废；比如黑市崩盘时他没来得及卖；甚至只是简单的失窃、火灾——那么他这四年的起点，就会完全不同。

    再比如1994年底的那波反弹。他重仓陆家嘴和深发展，两只股票占了80%仓位。结果陆家嘴涨了45%，深发展涨了28%，整体收益不错。但如果当时两只都跌呢？如果遇到像真空电子那样的基本面突然恶化呢？

    陈默感到后背一阵发凉，这次不是热的。

    他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四年来，他的“成功”，有多少是靠能力，有多少是靠运气？

    更准确地说，有多少是靠“没遇到黑天鹅”的运气？

    如果1993年熊市时，他持有的不是相对抗跌的陆家嘴，而是像“沈阳金杯”那样崩盘的股票呢？

    如果1995年，他重仓的不是深科技（虽然也亏了，但后来反弹了），而是像“琼民源”那样最终退市的公司呢？

    他的账户，可能已经缩水一半，甚至更多。

    而所有这些风险，都源于同一个根源：过度集中。

    他把鸡蛋放在了太少的篮子里。即使他精心挑选了篮子，即使他仔细检查了篮子的质量，但万一篮子被打翻了呢？万一拿篮子的人摔跤了呢？

    陈默坐回椅子上，拿起笔，在纸的空白处写下一个问题：

    “如果明天市场突然关门，我的持仓能拿多久？”

    这个问题，他以前从来没想过。他总是在想：明天会不会涨？下周会不会跌？下个月有什么题材？

    但真正重要的，也许是：如果市场暂停交易一年，他持有的公司，能活下去吗？能继续赚钱吗？它们的生意，是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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