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不丑。

    相框旁边压着一页A4纸，是上周沈清如从月子中心发来的手写传真，字迹潦草但清晰：

    “美股CDO风险溢价升至2003年以来最高，欧洲三家银行暂停旗下结构化产品赎回。香港恒生指数一周跌1300点。不是孤立事件。”

    “——清如，2007.11.15”

    陈默收回目光。

    “梁总。”他说，“您刚才说，现在遍地是带血的筹码。”

    “没错。”

    “那您的筹码呢？”

    电话那头骤然安静。

    安静了很久。

    久到陈默以为电话已经断线。

    然后梁启明开口了，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

    “加了点杠杆。”

    陈默没有追问“加了多少”，没有问“什么品种”，没有问“券商还是信托”。他只是听着。

    “本想着做完最后一波就收手。”梁启明说，声音里的疲惫再也藏不住了，“股改那两年太顺了，顺得我以为自己真的老了。去年上半年，一个项目做下来赚的钱顶以前三年。今年初，几个老朋友找上门，说再不趁牛市把以前亏的窟窿补上，这辈子都没机会了。”

    他顿了顿。

    “我想也是。这辈子，总该有个像样的收成吧。”

    陈默握着话筒，窗外的灰霾渐渐染上暮色。

    “结果呢？”他问。

    梁启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只是说：“陈默，我这边有个项目。上市公司是做实业的，老板我认识二十年，这一轮跌下来股价腰斩，但基本面没坏。我们联手做一波反弹，他出市值管理需求，我出资金渠道和人脉，你出研究和市场影响力。三个月，30%收益，年底排名能拉回来。”

    他没有问“做不做”。

    他只是说完，然后等待。

    陈默看着窗外。暮色已经完全沉下来了，对面写字楼的灯光显得更亮，深南大道的车河也更密集。晚高峰了，无数人正在从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向地铁站、公交站、停车场，涌向那些亮着暖黄色灯光的家。

    他想起1997年第一次在深圳见到梁启明。

    那时他刚下渡轮，行李箱轮子在上海的旧弄堂里磨坏了一只，拖起来嘎吱嘎吱响。他站在电子科技大厦楼下，仰头看着37层的玻璃幕墙，阳光太烈，晃得他睁不开眼。

    梁启明从大堂里走出来，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身后跟着两个拎公文包的年轻人。他经过陈默身边时扫了一眼——不是看人，是看那只坏了一个轮子的行李箱。

    就那一眼。

    然后他脚步没停，径直走向门口那辆黑色的奔驰。

    后来老陆打电话来说，启明的人事部通知你下周面试。陈默问，为什么是他们主动联系我？老陆说，梁启明记住了你的行李箱。

    那时陈默不懂。

    后来他懂了。

    梁启明记住的不是行李箱，是那只破旧行李箱上绑着的一本《证券分析》。

    他在上海见过太多带着这本书闯深圳的年轻人。有些留下了，有些走了，有些赚到了钱，有些赔光了本钱。但梁启明从不让任何人看出来他记得谁。

    那是旧时代的生存法则：不暴底牌，不表露情绪，不承认任何可能成为软肋的连接。

    七年后的今天，梁启明给他打这通电话。

    陈默开口了。

    “梁总，我不能做。”

    电话那头没有立刻回应。只有很轻的呼吸声。

    “理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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