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的风声

    2005年6月3日，星期五，上午十点。

    北京，西城区金融街的一间小会议室里，空调开得很足，沈清如却觉得手心在微微出汗。她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孕妇连衣裙——七个月的身孕已经让她无法穿正装，只能选择这种宽松的设计。此刻她坐在椭圆形会议桌的一侧，对面是三位穿着白衬衫的中年男人，表情严肃。

    这是她所在的“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研究所”的月度政策研讨会。作为高级研究员，沈清如每个月都要从深圳飞回北京参加。怀孕后本该减少出差，但这个月的议题太重要，她坚持要来。

    议题只有一个：股权分置改革下一步政策走向。

    主持会议的是研究所所长，一位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的经济学家。他扶了扶眼镜，声音沉稳：“今天把大家请来，主要是讨论一下近期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新情况。证监会那边有些反馈，认为第一批试点的对价水平‘参差不齐’，希望后续能‘更加规范’。”

    “规范”两个字，他说得很重。

    坐在沈清如旁边的李研究员——她在研究所的直属领导——接过话头：“我听到的说法是，有些公司对价给得太低，引发了高反对票，虽然通过了，但不好看。上面希望第二批试点能更平稳，最好都是高票通过，树立正面典型。”

    “那对价水平会不会被‘指导’？”另一位研究员问。

    “不会明文指导，但会有‘窗口指导’。”所长说得很含蓄，“比如通过保荐机构传达一些原则：不能低于某个底线，不能过于‘吝啬’。”

    沈清如心里一动。她想起陈默正在做的三个项目，想起模型给出的对价建议。如果监管层真的开始“窗口指导”，那么市场预期就要重新调整。

    “所长，”她开口，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清晰，“如果要对价‘更加规范’，您认为底线大概在哪里？”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她——准确地说，看向她隆起的腹部，然后才是她的脸。在座的都是男性，年龄最小的也比她大十岁。一个怀孕七个月的女性研究员，在这种场合发言，多少有些突兀。

    但所长没有轻视。他了解沈清如的研究能力，知道她虽然人在深圳，但政策敏感度一点不低。“小沈，这个问题你最有发言权。你一直在跟踪市场反应，你觉得呢？”

    沈清如坐直身体——这个动作因为怀孕而有些吃力。“从第一批试点的情况看，市场对10送2股以下的方案普遍不满意。三一重工给了10送2加8元现金，综合对价相当于10送2.8股，反对票仍然高达28.66%。这说明市场预期的底线，至少在10送2.5股以上。”

    “具体数据？”

    “我们做过测算。”沈清如从文件夹里拿出几页纸——这是她和陈默模型输出的部分结果，做了脱敏处理，“对于基本面健康的公司，市场期待的合理对价在10送2.5到3.5股之间。低于2.5股，反对票可能超过30%；高于3.5股，就是超额让利，会推高股价。”

    所长接过纸张，仔细看了几分钟。“这个测算，你们用的是什么方法？”

    “多因子模型。”沈清如解释，“整合了财务数据、行业估值、股东结构、市场情绪，还有……历史投票行为分析。”

    她没有提陈默，没有提“默石投资”。在研究所里，她保持着研究员的纯粹身份，虽然心里清楚，这份研究的另一半功劳属于那个在深圳工作室里熬夜的男人。

    “很扎实。”所长把纸张传阅给其他人，“如果监管层要设定‘隐形底线’，10送2.5股可能是一个参考值。低于这个数，方案就容易引发争议。”

    会议继续进行。大家讨论了其他话题：全流通后的减持规则、权证等金融工具的监管、对-->>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