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第一批试点会有多少家？”沈清如问。她靠在椅背上，手轻轻放在腹部——这是她最近常做的动作。

    “不会多。”陈默说，“我猜五到八家。要确保成功率，形成示范效应。”

    “三一重工的概率有多大？”

    陈默想了想：“如果我是决策者，我会选它。民营企业，代表市场化方向；业绩好，代表改革不会损害公司质量；行业是‘中国制造’的代表，有象征意义。”

    “但民营企业的对价博弈可能更激烈。”沈清如说，“国企背后有国资委，对价方案可能更‘大气’。民营企业是大股东自己的钱，每一股都会计较。”

    “所以我们才要提前准备。”陈默调出一份文件，“这是三一上市时的招股书。你看这里，梁稳根在路演时说过一句话：‘上市不是为了圈钱，是为了让公司更规范、更透明。’”

    “言外之意？”

    “他重视公司治理，重视股东关系。”陈默说，“这样的股东，在股改时更可能考虑长远，而不是斤斤计较眼前的对价。”

    沈清如点点头，但又摇头：“但人性是复杂的。当几十亿的财富摆在面前时，谁还能完全理性？”

    这话让陈默沉默了。他想起了梁启明，想起了德隆系的唐氏兄弟，想起了那些在熊市中崩塌的庄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理智常常是第一个被抛弃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要准备博弈失败的对策。”陈默在策略文档里增加了一条，“如果对价不达预期，是否参与投票反对？反对之后，是争取改进方案，还是直接退出？”

    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投票反对需要联合其他流通股东，需要投入时间精力，还可能得罪上市公司。对于他们这样的小工作室，成本不低。

    “我们资金量小，投票权有限。”沈清如说，“需要联合其他机构。”

    “找谁？”

    沈清如想了想：“上海那边有几家私募，理念和我们接近，都看重公司治理。北京也有一些价值型的公募基金。可以先试探性接触。”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产品，没有管理规模。”陈默苦笑，“别人凭什么和我们联合？”

    “凭研究。”沈清如看着他，眼神坚定，“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研究熊市中的价值，研究公司治理，研究股改的逻辑。这些积累，就是我们的筹码。”

    陈默看着沈清如——这个和他一起走过熊市最艰难时刻的女人，这个怀着他的孩子还在深夜工作的伙伴。她的眼神里有种东西，是他在梁启明那里从未见过的：不是对财富的贪婪，不是对权力的渴望，而是一种更纯粹的、对“正确之事”的执着。

    “好。”他说，“明天开始，我们分头联系。你负责政策层面和北京圈子的沟通，我负责公司研究和上海深圳的机构联络。”

    “那孩子呢？”沈清如下意识地摸了摸腹部。

    陈默顿了顿，语气软下来：“你注意身体，别太累。有些事我可以多做。”

    “我没事。”沈清如微笑，“医生说适度工作反而好。而且——”她看向屏幕上的股改通知，“这是历史性的时刻，我不想错过。”

    这句话让陈默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是啊，历史性的时刻。他们有幸——或者说有准备——站在了这个时刻的起点。

    晚上十点，沈清如的邮箱收到了第一封回信。

    发信人是北京某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沈清如的大学同学。邮件不长，但信息量很大：

    “清如，通知已看到。内部消息，第一批试点控制在5家以内，下周公布。选择标准：1. 行业代表性；2. 公司质量；3. 股东意愿强烈；4. 无历史遗留问题。三一重工在讨论名单内，概率较大。另，对价原则是‘以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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