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大唐日报》头版，用加粗的黑体字，刊登了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

    “岭南道，僚人反。”

    报纸上没有用“蛮夷作乱”这样带有歧视性的词语，而是客观地陈述了事件的经过。

    聚众十万，连下四州，兵围邕州。

    每一个字眼，都像一块石头，砸在长安百姓的心头。

    刚刚因为灭国吐谷浑而建立起来的自豪感，瞬间被一种混杂着愤怒和忧虑的情绪所取代。

    “这些南蛮子！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

    “朝廷待他们不薄，他们竟然还敢造反？”

    “就该派李靖大将军，把他们全都给屠了！”

    茶楼里，酒肆间，到处都是义愤填膺的咒骂声。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同仇敌忾的情绪中时。

    《大唐日报》的第二版，刊登了一篇由政务院总理大臣，豫王李越，亲自撰写的署名文章。

    文章的标题，足以引起任何一个读书人的注意。

    《论华夏民族之构成及我大唐之历史使命》。

    在这篇文章里，李越首次公开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概念——“华夏民族”。

    这就是李越在后世历史与民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大唐的实际情况，精心构建的一套全新的民族融合理论。

    其核心，不再是狭隘的血缘论，而是更具包容性的文化认同论。

    文章的开篇，没有直接讨论僚人叛乱，而是从华夏的源头说起。

    “上古之时，吾祖皆出于一脉，同属华夏。”

    “后因迁徙，散于四海，历经千年，遂有言语之别，风俗之异。”

    “然，血脉虽远，其根未忘。”

    “何为华夏？何为夷狄？”

    “非以血脉定，非以地域分，而以文明论。”

    “凡习我汉家文字，说我汉家雅言，着我汉家衣冠，敬我汉家先祖，忠我汉家朝廷者，无论其出自何方，身在何处，皆为我华夏之同胞，皆为我大唐之子民。”

    “其地位，与汉人无异，其权利，与汉人相同。”

    “其子孙，可应科举，可入仕途，可为将，可拜相。”

    “子曰：有教无类，此乃圣人胸襟，亦是我大唐胸襟。”

    这篇文章，普通的百姓，大多看不懂其中深意。

    他们只是觉得，凭什么那些南蛮子，只要学了我们说话穿衣，就能跟我们平起平坐？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长安东市的一家羊肉馆子里，一个刚从边军退伍的老兵，拍着桌子，大声嚷嚷。

    “这话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还能有错？”

    “今天让他们读书，明天他们就要抢咱们的饭碗，后天，怕不是就要坐到朝堂上，跟咱们的官老爷平起平坐了！”

    “到时候，这天下，还是咱们汉人的天下吗？”

    他的话，立刻引起了周围一片附和之声。

    这些最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市井之间迅速蔓延。

    然而，在另一个层面，太学里的学子们，和长安城中的士子们，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辩论的核心，不再是简单的“该不该”，而是上升到了“华夷之辨”的哲学高度。

    太学，国子监。

    数百名学子聚集在学宫的广场上，自发地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几位来自北方大族，深受传统经学熏陶的博士为首。

    他们认为，豫王此论，看似仁德，实则是在动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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