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5月，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

    戈尔巴乔夫面前的报告标题是：《关于借鉴友好国家经验，以经济手段加强加盟共和国联系的若干建议》。

    这份经过克格勃润色的文件，将九黎在阿富汗的行动提炼为“可复制的成功模式”。

    1.“订单换稳定”，通过长期采购合同绑定地方经济。

    2.“基础设施换影响力”，投资道路，电网，通信。

    3.“文化尊重换政治认同”，不强行推行意识形态，尊重当地传统。

    “同志们，”戈尔巴乔夫语气中带着急迫，“九黎用几亿美元做到了我们用九百亿卢布和十年战争没做到的事，我们必须学习。”

    国防部长亚佐夫质疑：“但我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加盟共和国，不是外国。”

    “正因如此，”戈尔巴乔夫回答，“我们本应有更大优势，相同的政治制度，统一的法律体系，几十年建立的经济联系。”

    “如果九黎能在阿富汗做到，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立陶宛，格鲁吉亚，中亚做到？”

    致命的误读就此开始。

    90年7月，维尔纽斯，苏联—立陶宛经济合作委员会成立。

    莫斯科的“新思维”代表带来了厚达三百页的《立陶宛特色产业发展与联盟经济融合计划》。

    核心内容是：

    琥珀产业升级：苏联对外贸易银行提供2亿卢布贷款，用于扩建琥珀加工厂，产品由苏联外贸公司包销。

    农产品专项采购：承诺以高于欧盟市场价15%的价格，采购立陶宛奶制品，肉类十年。

    基础设施投资：改造维尔纽斯港口，建设通往白俄罗斯的快速公路。

    表面看，这比九黎在阿富汗的合同更优厚。

    但问题从第一天就暴露了。

    “2亿卢布贷款？”立陶宛代表，后来的独立运动领袖兰茨贝吉斯冷笑，“请问利率多少？”

    “年息8%，远低于市场水平……”

    “那么请问，”兰茨贝吉斯打断，“这2亿卢布，是硬通货美元，还是卢布？”

    苏联代表语塞。

    答案不言而喻是卢布。

    而当时黑市上，1美元可兑换30-50卢布。

    更糟糕的是，这2亿卢布并非新发行货币，而是从苏联其他地区“调配”过来的。

    实际操作是：莫斯科命令西伯利亚的木材厂，乌克兰的钢铁厂，巴库的油田，将部分产品以“计划调拨价”（远低于市场价）卖给立陶宛的琥珀加工厂作为原料，差额计入“联盟团结基金”。

    结果：西伯利亚的木材工人拿不到足额工资。

    乌克兰的钢铁厂被迫减产。

    巴库的石油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被剥削”。

    而这一切损失，都被归咎于“立陶宛拿走了我们的资源”。

    仇恨没有化解，反而从“立陶宛人恨莫斯科”扩展为“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恨立陶宛人占了便宜”。

    “高于欧盟市场价15%采购我们的农产品，”立陶宛农业部长在私下会议说，“听起来很好，但请看附件第47条。”

    附件规定：

    价格以卢布结算，支付周期为“货物验收后180天内”。

    质量标准由莫斯科的全苏国家标准委员会认定。

    运输由苏联交通部统一调度。

    90年9月，立陶宛向莫斯科发送了第一批合同约定的奶酪和黄油。

    货物抵达后：国家标准委员会认定“脂肪含量比标准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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