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一个数字——一千八百二十三天——这是他失去这个笑声的天数。

    “你笑什么？”

    “笑你把一张微波炉便签夹在《婚姻法》里。你以前从来不看那本书。”

    “后来开始看了。”

    “为什么？”

    沈砚舟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两下。这个动作林微言认得——他在组织语言，在法庭上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时，也会有这样的小动作。只不过在法庭上他从来不会让对手看出自己的犹豫，只有在她面前，他才会露出这些毫无防备的细节。

    “因为那本《婚姻法》是你唯一没拿走的书。”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是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深沉的凉意藏在平静的表面之下，“你走的时候，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连水槽里的橡胶手套都带走了。书架上空了一半，衣柜空了一半，鞋柜空了一半。那本《婚姻法》被你漏在书架最底层，可能是走得急，也可能是你看它不顺眼——毕竟你走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林微言的指尖掐进了掌心。

    “我在那间空了一半的公寓里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把那本书捡起来，放在冰箱上。后来它掉下来了，里面的纸条滑出来。纸条上是你写的字，说饭在微波炉里。我看了很久，想不起来那天微波炉里的饭是什么味道了。因为那天我急着出门处理我爸的病危通知，没有吃那顿饭。”

    他的语气依然很平稳，像是法庭上做案情陈述，不带任何情绪。但林微言听出来了——他已经把这段话在心里排练了五年。每一个字都被他反复打磨过，磨去了所有的刺，只留下光滑的、冷静的、不会伤到她的表述。但越是这样，那种深埋其下的痛楚就越是清晰。

    “沈砚舟。”

    “嗯。”

    “你把车靠边停一下。”

    沈砚舟没有问为什么，打了右转向灯，缓缓停在路边的银杏树下。树冠的影子落在车顶上，风一吹，光斑在挡风玻璃上晃动。

    林微言解开安全带，侧过身。不是要下车，是为了正对他的脸。阳光穿过银杏叶的缝隙照进车里，在他的侧脸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让她看清了他眼角的细纹——五年前没有的，嘴唇边缘不太明显但确实存在的干裂——最近没休息好的证据。他比她记忆中的更瘦也更老了，但那双眼睛没变，还是那种沉默而坚定的、认准了就不会改的眼神。当年她就是被这种眼神打动的，后来也是被这种眼神伤到的。因为当一个人用这种眼神对你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认真的。

    但现在她知道了——他是认真的在演。

    “你这个人，”林微言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楚，“明明可以跟我说实话的事，你偏要演一出烂到家的苦情戏。你以为你推开我是为我好，可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有权利知道真相？”

    “我知道。”沈砚舟没有躲开她的目光，“所以我现在在弥补。”

    “弥补的方式就是每天早上在我门口放早餐，晚上在巷口等着送我回家，周末在我逛潘家园的时候‘顺路’来接我？”

    “还有把你的袖扣做成镇纸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天天看着，把我五年前的微波炉便签藏在《婚姻法》里，把车里的香薰换成线装书的墨香味，把座位调成你习惯的角度——这些都是弥补？”

    “这些是追求。”

    林微言愣了一下。沈砚舟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跟刚才陈述案情时一模一样——平静、客观、不带任何试图说服她的意图，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太阳从东边升起，水往低处流，沈砚舟在追求林微言。天经地义，不需要任何修饰。

    林微言重新靠回座椅。安全带自动收回，咔哒一声，像一个小小的**，又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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