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阶段研发成果报告是否完成合同约定的交付物。我当时审核确认，报告内容形式上符合约定。至于测试数据指标……部分非核心指标存在波动，但‘宏达科技’提交了情况说明和后续改进方案，孙副总认为在可接受范围内，并批示‘考虑到合作战略意义及后续研发进度，建议按合同约定比例支付，但后续需严格考核’。我作为技术审核，在确认交付物形式完备、且获得分管领导明确批示后，履行了签字程序。具体的测试数据详情、未达标情况说明以及孙副总的批示，应该附在付款申请文件后。”

    他再次将责任部分推给了“分管领导批示”，并强调自己只是“形式审核”，同时暗示决策依据（孙启年的批示）在文件中。这既不算推诿（他确实签了字），又点出了背后是孙启年的意志在推动。

    “根据我们调取的内部通讯记录，” 王审计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鹰，“在第二期款项支付前后，您与孙启年副总就‘宏达科技’的测试数据问题，有过多次邮件和即时通讯交流。其中，您曾明确表示对部分数据‘存疑’，并建议‘暂停付款，待复核明确’。但最终付款流程仍然顺利通过。对此，您如何解释？”

    他们调取了通讯记录！汪楠心中一沉。这表明审计的深入程度远超预期，而且明显带着指向性。他强迫自己保持镇定，大脑飞速运转。

    “是的，我当时确实对部分数据存有疑虑，也通过邮件和通讯向孙副总表达了技术角度的审慎意见。这是技术负责人的职责所在。但孙副总认为，从项目整体进度和与供应商的战略合作关系考量，可以酌情支付，但需加强后续监督。作为下属，在提出专业意见后，最终需要执行上级的决策。这并不矛盾。” 汪楠的回答依旧滴水不漏，承认了分歧，但强调了“执行决策”的层级关系。

    “酌情支付？” 李审计嘴角微微下撇，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汪先生，据我们了解，贵司对供应商付款有严格的考核流程。‘宏达科技’在未完全达标的情况下获得大额付款，是否意味着相关内控制度存在缺陷，或者……被人为绕过？”

    这个问题更加尖锐，直指制度缺陷和人为操纵。汪楠感到压力骤增，他斟酌着词句：“任何制度在具体执行中，都可能遇到需要管理层综合判断的情况。‘新锐’项目是集团战略重点项目，有时为了推进速度，会在流程合规的框架下，做一些灵活的变通。这是很多创新项目都会面临的情况。当然，从纯粹的流程控制角度，或许存在可以优化之处。”

    他将“缺陷”弱化为“可优化之处”，将“人为绕过”解释为“灵活变通”，并将原因归结于“创新项目的特殊性”，试图将问题从个人责任层面拔高到管理共性问题。

    整个上午，询问都在这种高强度的、充满细节的质询中进行。问题不仅涉及“宏达科技”，还延伸到了其他几个供应商的选择、部分实验数据的记录规范性、某项关键技术外包的决策程序，甚至包括项目组内部几次关键人事调整的背景。每一个问题都似乎经过精心设计，看似客观中立，实则暗藏机锋，试图从各个角度寻找汪楠在项目管理、技术决策、乃至职业道德方面的漏洞。

    汪楠的回答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的防御姿态。他承认技术团队内部存在过分歧，承认某些决策流程“在压力下可能不够完美”，承认自己作为技术负责人“或有考虑不周之处”，但始终将重大决策的最终责任，或明确或隐晦地指向孙启年，并反复强调“流程文件可查”、“会议纪要有记录”、“决策经过讨论”。

    他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棋手，在审计编织的精密大网中小心腾挪，既不硬扛，也不轻易背锅，用“程序正义”和“管理决策”作为自己的盾牌。他知道，审计组的目的不仅仅是找出问题，更是要通过他的回答，判断问题的性质、责任归属，以及……他个人的立场和态度。

    中午，询问暂停一小时。汪楠被允许在审计人员陪同下，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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