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补助口粮一顿！ 老弱妇孺，可参加编织草席、缝补衣物、照看幼儿等轻体力劳作，一日满工，计‘下工’一分！ 劳作出色、有特殊技艺、或担任甲长、队正负责者，另有‘勤勉分’奖励！”

    表格虽然粗糙，但工种、等级、报酬，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它将劳动与回报直接、量化地挂钩。不再是以前那种“大锅饭”式的稀粥施舍，也不是完全平均主义，而是引入了“绩效”和“技能价值”的概念。壮丁干重险活，报酬最高；有技艺的木瓦匠，等同壮丁；处理秽物的“危险岗位”，有额外补贴；老弱妇孺也能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换取报酬。这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每一个有劳动能力者的积极性，也初步建立了“多劳多得、技高多得、险重多得”的分配原则。

    “第三，按需调剂，保障底线。 口粮票确保每人每日最低生存所需。工票所得，可兑换更多、更好的粮食，也可兑换盐、布、工具、甚至将来重建家园时可用的‘宅基地优先选择权’！各队设立‘公共灶’，凭票打饭。有家室的，可将工票兑换的粮食带回家自行开伙。孤寡老幼，若无劳力，除口粮票外，由营地‘慈济队’统一照料，其基本口粮从公共储备中支出。”

    这既保证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口粮票），又通过工票激励劳动，同时还兼顾了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避免“物竞天择”式的残酷淘汰。

    “第四，严明奖惩，杜绝舞弊。 ” 李瑾的语气骤然转厉，“所有粮食、物资入库、出库，必须三人以上经手，登记造册，每日核对公示！ 发放物资，必须验票、画押、登记！敢有克扣、冒领、以次充好、徇私舞弊者，无论何人，立斩！家产充公，家人连坐驱离！ 劳作偷奸耍滑、虚报工分者，扣除工分，鞭笞示众！举报舞弊属实者，重赏！”

    冰冷的“斩”字和“连坐驱离”，再次让所有人心中一凛。但在生存和相对公平面前，严刑峻法反而让人感到一丝安心——至少，规则是明确的，惩罚是严厉的，那些可能骑在自己头上吸血的人，也会害怕。

    “现在，各队甲长，按先前核实的名册，上前领取本队口粮票！然后，愿意报名劳作者，到旁边工分登记处，按自身情况，选择工种，登记领取工牌！今日登记，明日即可开工！今日口粮，巳时初刻（上午九点），凭票在各队指定灶台领取！”

    命令下达，整个营地如同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机器，开始按照新的规则缓慢启动。起初是试探性的、混乱的。甲长们战战兢兢地上前，核对名册，领取一叠叠粗糙的纸票，如同捧着千斤重担。灾民们则涌向工分登记处，在胥吏声嘶力竭的维持下排成长队，伸着脖子看那贴在墙上的“工分价目表”，议论纷纷。

    “堤坝抢险？给三分？还能换精米？我去！”

    “俺会点木工活，能算上工不？”

    “处理秽物……给两分，还多一顿饭？就是埋汰点……”

    “俺家婆娘手巧，能编草席，也能换分？”

    “俺老了，没力气，但能帮着看看孩子，这也能算分？”

    希望，在具体的、可触及的回报面前，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对饥饿的恐惧，对未来的茫然，开始被对“工分”的算计、对“选择”的权衡所取代。尽管依旧面有菜色，尽管衣衫褴褛，但一种久违的、属于“人”的主动性，在麻木的脸上重新浮现。

    李瑾没有离开，他就在高台旁临时搭建的芦席棚下坐镇，亲自处理最初可能出现的纠纷和问题。果然，问题接踵而至。

    “王爷！王爷明鉴啊！” 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被两名兵丁扭送到棚前，他手里紧紧攥着几张工票，大声喊冤，“小的在堤坝上干了一上午，搬了上百块石头，那记工的王书吏只给俺记了‘中工’！按规矩，堤坝壮丁该是‘上工’！他定是克扣了俺的工分！”

    被点名的王书吏是个瘦弱的年轻人，脸色发白，急忙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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