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新钱法规矩。

    这一强硬举措产生了震慑效果。许多蕃商，特别是那些在唐有固定产业、长期经营的大商人，不得不重新权衡利弊。与官府对抗的风险和成本，开始超过使用宝钞带来的些许不便和风险。

    就在广州、扬州的博弈进入僵持与试探阶段时，来自更遥远西方的压力，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传导到了长安。

    几名持有拂菻（拜占庭帝国）皇室或元老院背景的商人代表，在鸿胪寺官员的陪同下，正式向朝廷提出“交涉”。他们以近乎傲慢的语气，质疑大唐的新钱法，特别是强制或变相强制在对外贸易中使用宝钞的条款。他们认为，这损害了“自由通商的原则”，并且对拜占庭帝国声誉卓著的“诺米斯玛”金币构成了“不公正的歧视”（因为官定汇率并未给予诺米斯玛金币与其含金量完全相符的、他们认为应有的“崇高地位”）。他们甚至暗示，如果大唐不调整政策，可能会影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和丝绸等奢侈品的稳定供应。

    这背后，显然不仅仅是几个商人的抱怨。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帝国正在争夺东西方贸易控制权，对大唐的任何政策变动都异常敏感。他们担心大唐通过宝钞和汇率，逐步掌控贸易金融主导权，进而影响定价权和贸易流向。此次“交涉”，既是试探，也是施压。

    消息传到“钱法革新事务筹办处”，气氛凝重。与地方豪强、走私商人乃至阿拉伯商人的博弈，尚在可控范围。但牵扯到另一个强大帝国，事情就复杂了。

    “拂菻人这是借题发挥，”一位户部官员愤愤道，“他们的金币成色近年也有所波动，何来‘歧视’之说？分明是见不得我朝掌控贸易金融之利！”

    “其心可诛，”另一人接口，“然则拂菻确乃西陲大国，其金币在西域乃至天竺都广为流通。若其当真联合大食商人，共同抵制我宝钞，甚至在其势力范围内拒收我丝绸瓷器，恐生事端。”

    李瑾沉吟良久。他知道，真正的“国际大商战”此刻才拉开序幕。这不再是简单的商业纠纷或金融套利，而是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博弈。拜占庭和阿拉伯商人，很可能已经私下有所串联。

    “避其锋芒，分化瓦解，以利诱之，以势迫之。”李瑾缓缓说出十六字方针。“拂菻商人所求，无非利益与体面。我们可以稍微调对诺米斯玛金币的官定汇率，给予其略优于市价的‘优待’，以全其颜面。同时，可与其大商团秘密接触，承诺若其带头使用宝钞进行大宗采购，可在抽解、货源、乃至特定商品的专卖权上给予特殊优惠。此谓‘以利诱之’。”

    “对于大食商人，”李瑾继续道，“他们并非铁板一块。有伊斯玛仪那样的顽固者，也有辛格那样的务实者，更有阿尔达希尔那样的观望者。我们要重点拉拢那些与朝廷关系尚可、在蕃商中有影响力的中间派。可以授权广州分号，与几个有实力、信誉好的大食商团，签订长期供货协议，以相对稳定的宝钞价格，锁定未来一两年部分紧俏商品（如顶级丝绸、官窑瓷器）的供应。这对追求稳定利润的大商人来说，具有极大吸引力。当他们与我们的利益深度绑定，自然成为宝钞的拥护者和推广者。此谓‘分化瓦解’。”

    “至于‘以势迫之’，”李瑾目光转冷，“要让他们明白，在大唐的疆域内进行贸易，就必须遵守大唐的规矩。 鸿胪寺可以明确回复拂菻使者：大唐新钱法，旨在规范贸易、便利商贾、稳定币值，对各国商人均一视同仁。诺米斯玛金币汇率，乃根据其成色、重量及市价公允而定。若拂菻商人觉得不便，大可继续使用金银交易，但朝廷规定的税收优惠、通关便利等，则与使用宝钞者无缘。同时，可私下放出风声，朝廷正考虑与某些‘更友好’的商团（比如波斯的，或者天竺的）建立更紧密的贸易伙伴关系。”

    这是一场综合了金融手段、商业谈判、外交辞令乃至战略威慑的复杂博弈。李瑾深知，宝钞的国际化之路注定荆棘密布。国内反对派在盯-->>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