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皇家银行兑换所在长安、洛阳的初步稳定运行，虽然未能立即扭转两市物价飞涨、恶钱横行的乱象，但就像在浑浊湍急的江水中打下了一根坚实的木桩，提供了某种新的可能性。宝钞可十足兑换铜钱、且缴纳赋税有优惠的消息，逐渐从市井谈资变成了部分人开始尝试的选择。然而，信用建立非一日之功，大多数人仍在观望，宝钞的流通范围也基本局限于与官府相关的支付、部分大宗商品交易（尤其是盐铁茶等专卖品），以及那些为了省下一点税钱而咬牙兑换的小商人。距离成为“人见人爱、通行无阻”的真正钱币，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就在李瑾与筹办处同僚们绞尽脑汁，思考如何进一步拓展宝钞使用场景、打击暗中作梗的旧钱利益集团时，一个来自广州的突发事件，以及随后在长安西市兑换所遇到的新问题，将另一个更为宏大、却也更加棘手的议题，猝不及防地推到了他的面前——跨国贸易下的货币结算，或者说，外汇。

    事件的引子，是广州都督府一份加急奏报。奏报中提到，近来广州港内，来自“大食”（阿拉伯帝国）、波斯、天竺乃至狮子国（斯里兰卡）的海商，与本地及内地商人的贸易纠纷陡增，其中相当一部分，源于“钱货计价”的混乱。

    “……蕃商以金银、香料、宝石、象牙等物，易我丝绸、瓷器、茶叶。然彼等多索要金银或上等绢帛，不愿收受铜钱。即或愿收，亦对铜钱成色百般挑剔，压低货价。更有甚者，以其国所铸金银币，强定高于市价之兑率，我朝商人苦不堪言，纷争不断，甚有械斗，恐伤蕃客，有碍天朝体面，亦不利市舶之利……”

    几乎与此同时，长安西市大唐皇家银行兑换所的主事也匆匆找到李瑾，禀报了一件棘手之事。

    “……有波斯胡商，持金条及西域银币前来，欲兑换宝钞。下官告之，本所只按朝廷定价，以金银重量、成色折算为足色开元通宝，再按比例兑给宝钞。然胡商不允，言其银币乃波斯国所铸‘迪尔汗’，在其国及西域价值稳定，要求按其自报比率，直接兑付宝钞，且比率远高于以其银币所含纯银按市价折算。下官未敢擅专，婉拒之，胡商愤愤而去，扬言其商队此后货物，只以金银或绢帛交易，拒收铜钱与宝钞……”

    两件事，一南一北，却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在大唐国内钱法紊乱、币值不稳的背景下，原本就复杂的国际贸易结算，变得更加混乱和不利。外国商人（尤其是掌握大量金银硬通货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利用大唐铜钱信誉崩坏、价值不稳的弱点，在交易中占据主动，要么拒收铜钱，要么肆意压低铜钱计价，要么强行以其本国货币高价结算，导致大唐商人利益受损，国家财富（金银）外流，甚至影响了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市舶税。

    李瑾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贸易纠纷，更是一个将大唐宝钞推向国际舞台、同时规范乃至掌握对外贸易金融主导权的绝佳契机，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如果宝钞连本国商人都未完全接受，如何能让外国商人认可？但反过来，如果能在与外国商人的大宗贸易中确立宝钞的结算地位，其权威性和信用将得到质的提升。

    他立即召集合适人员——包括户部精通财税的官员、鸿胪寺熟悉蕃情的官员、以及长安西市几位与外商打交道多年、信誉卓著的大商人——进行紧急商议。会上，李瑾首次明确提出了“外汇”与“汇率”的概念，这再次让与会者感到新奇与困惑。

    “所谓‘外汇’，”李瑾在沙盘上划出大唐与周边诸国的简图，“简言之，即外邦之钱币，或可用于与他国结算支付之金银等物。而‘汇率’，便是我朝钱币（如今是宝钞和足色开元通宝）与这些外汇之间兑换的比率。”

    他指向广州奏报：“譬如，大食商人携银币迪尔汗来购丝绸。过去，双方可能直接以物易物，或以金银重量计价，但过程繁琐，易起争执。如今我朝欲行宝钞，便可定下一个规矩：所有蕃商入港，其携带之金银、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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