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须先至市舶司或指定官署，按朝廷统一公布的‘汇率’，兑换成我大唐宝钞或官方认可的‘外汇券’，然后凭此在我朝境内购买货物、支付税款、乃至支付住宿运输费用。同样，我朝商人出口货物所得蕃商支付的外汇，也须按此汇率兑换成宝钞或铜钱。”

    一位老成的大商人，何记丝绸庄的东主何世昌捻须问道：“相王殿下此议，若能行，自然便于交易，减少纠纷。只是……这‘汇率’如何定？若定得低了，蕃商不愿，货物不来；定得高了，我朝商人吃亏，金银外流。且各国钱币成色不一，行情时有波动，如何能有一个固定之数？”

    “问得好。”李瑾点头，“汇率不能固定不变，但也不能任由蕃商自定。朝廷需设立专门机构，比如在户部之下，或于大唐皇家银行内，设‘汇兑司’，每日或每旬，根据广州、扬州、泉州、长安、洛阳等主要商埠，由金银行、大商号提供的金银及主要外国钱币的市价，结合朝廷对金银的需求、对外贸易的总体策略，公布一个官方指导汇率。此汇率需相对稳定，但亦可酌情微调。同时，允许持有牌照的‘官定钱庄’或大商号，在官方汇率基础上，有一个小幅浮动的空间，以应市场瞬息之变。”

    他进一步解释：“此举有数利：其一，规范结算，便利贸易。商贾皆知汇率，结算有据，减少纠纷。其二，集中外汇，掌握主动。朝廷可集中掌握大量外汇（金银及优质外国货币），用于必要的国际采购（如战马、特殊原料）或稳定金融。其三，推广宝钞。蕃商兑换得宝钞，在我朝境内交易需用之，宝钞流通范围自然扩展至外贸领域，其信用因国际贸易背书而增强。其四，稳定币值，防止金银外流。通过汇率调节，可一定程度控制金银流出，保护本国财富。”

    鸿胪寺的官员提出疑虑：“殿下，蕃商桀骜，惯行己便。若其不愿按我汇率兑换，或私下以金银直接与商人交易，规避管制，如何处置？”

    “这就需要朝廷法令的权威，以及利益的引导。”李瑾答道，“可颁令：凡蕃商入港，其货物抽解（征收进口税）与博买（官府优先购买），必须使用宝钞或按官方汇率折算。蕃商在华主要交易，如购买大宗丝绸、瓷器、茶叶，亦鼓励甚至规定主要商号优先接受宝钞结算，并给予微税优惠。 同时，对那些遵守法令、积极使用宝钞结算的大蕃商，给予诸如优先抽解、降低税率、提供更好仓储住宿便利等优惠。软硬兼施，使其逐步习惯并依赖于这套新的结算体系。”

    他顿了顿，目光炯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蕃商看到，持有大唐宝钞，不仅可以在大唐境内方便地购买任何商品，其价值还比不稳定的铜钱、甚至比长途携带风险巨大的金银更为可靠、便利。 我们可以承诺，蕃商离境时，可凭未用完的宝钞，按原汇率换回金银或等值的、易于携带的高质量大唐特产（如特定规格的丝绸、瓷器），或者，允许其将宝钞存入大唐皇家银行指定账户，给予一定利息，下次来华贸易时可继续使用，避免携带大量金银的风险和成本。 这，就是‘异地汇兑’和‘存款生息’的雏形。”

    这些前所未有的概念，让在座的官员和商人目瞪口呆，但仔细思量，又觉得其中蕴含着巨大的便利和商机。如果真能实现，不仅对外贸易会更加顺畅，大唐的金融影响力也将随之延伸出去。

    “当然，此事千头万绪，牵涉甚广。”李瑾总结道，“当前首要，是在广州、扬州等外贸港口，以大唐皇家银行分号或与市舶司合署的形式，试点设立‘外汇兑换点’。首先规范朝廷与蕃商之间的税款、博买结算，必须使用宝钞或按官定汇率折算。 同时，公布第一个官方汇率，比如，一两足色黄金兑多少贯宝钞，一枚大食第纳尔金币兑多少文宝钞，等等。汇率初期可稍偏向优惠蕃商，以吸引其接受。其次，动员与朝廷关系密切的大商号，在与蕃商交易时，尝试引导使用宝钞结算，朝廷给予其出口退税或其他政策扶持。先易后难，从官到民，从点到面。”

    这个构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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