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陛下，天后！诸位同僚！请思之：若朝廷下诏，命刘延嗣或张守瑜出兵平黔州之乱，该以何名义？是‘奉诏讨逆’。然则，兵从何出？必是其麾下私兵部曲！粮草从何而来？必是西川、山南本地赋税，或朝廷另行拨付，或……纵兵抢掠！战事一起，黔州乃至周边州县，军政大权，谁为主宰？必是平乱之节度使！其可借此名正言顺地扩充兵力，掌控地方，干预民政，甚至勒索朝廷钱粮！ 乱平之后，其功高盖主，朝廷如何赏赐？加官进爵？其权柄更重！若不厚赏，恐生怨望。此非平乱，实乃纵虎为患，授人以柄！”

    李昭德也接口道：“刘相所言，绝非杞人忧天！昔日魏晋南北朝，朝廷式微，往往倚仗方镇出兵平乱，结果如何？乱未必平，而方镇愈强，终成割据之势，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今我朝府兵虽弛，然中枢犹在，岂可自蹈覆辙？此例一开，日后但凡稍有内乱外患，朝廷无兵可派，难道次次都要仰仗这些节度使？久而久之，朝廷威信何在？天子威严何在？”

    反对调藩镇兵平乱的理由，直指核心：这将进一步强化节度使的军权、财权、政权，使其更加尾大不掉，甚至可能借平乱之机，将势力扩张到新的地域。 这无异于承认朝廷无力直接维护统治，必须依靠地方军阀，是中央权威的巨大挫败，也是向“藩镇割据”的深渊，又滑近了一步。

    支持调兵的大臣则反驳：“刘相、李公此言差矣！黔州獠乱，迫在眉睫，难道要坐视其荼毒生灵，蔓延成燎原之势？朝廷无兵可派，乃不争之实。难道为了防备节度使坐大，就要眼睁睁看着叛乱肆虐，损我疆土，害我子民？此岂非因噎废食，拘泥不化？况且，刘延嗣、张守瑜，皆受国恩，岂会人人皆是乱臣贼子？朝廷正当用人之际，自当示以信任，用之平乱。乱平之后，或可重加赏赐，或可明升暗调，徐徐图之。岂可因疑生变，自缚手脚？”

    双方各执一词，在朝堂上激烈辩论。一方着眼于眼前的现实威胁，认为平息叛乱是当务之急，利用藩镇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可以通过事后的政治手段加以控制。另一方则着眼于长远的根本威胁，认为依赖藩镇平叛是饮鸩止渴，会加速中央权威的流失，必须不惜代价，另寻他途。

    这正是一个经典的两难困境：是借助藩镇的力量先平定眼前的叛乱（先攘外/安内），还是宁可承受叛乱扩大的短期风险，也要先着手解决（或至少遏制）藩镇坐大的根本问题（先安内/解决根本）？

    御座上的武则天，脸色阴沉如水。她当然明白刘祎之等人的担忧，那也正是她所忧虑的。但反对者的理由同样有力：朝廷现在，确实拿不出可以直接调往黔州平叛的军队。难道真要坐视不管，任由黔州糜烂，甚至波及更富庶的荆湖、江南？

    她的目光，下意识地投向了李瑾。这个提出“削藩策”、“募新军”的相王，在此刻这个具体而微的两难选择面前，会如何建议？

    李瑾感受到武则天的目光，心中亦是沉重。他深知这个选择的危险性。支持调藩镇兵，无疑是给他自己极力推动的“削藩”大计一记闷棍，甚至可能让刚刚起步的“翊卫”、“龙武”新军计划蒙上阴影——既然有事可以调藩镇兵，那还费劲筹建新军做什么？但反对调兵，就必须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能在短期内扑灭黔州獠乱，否则就是空谈误国。

    就在朝堂争论不休之际，一直沉默的太子李弘，在咳嗽了几声后，缓缓开口了，声音虽然虚弱，却清晰地传遍大殿：“父皇，母后，诸位大臣。孤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众人的目光顿时聚焦到太子身上。自安西败报以来，太子因忧心国事，病情似有反复，在朝会上发言不多。

    “太子但讲无妨。” 武则天沉声道。

    李弘在侍从搀扶下，微微挺直身体，说道：“黔州獠乱，确需速平，以安西南。然调派山南、剑南节帅之兵，所虑者，确如刘相所言，恐增其势，尾大不掉。然朝廷无直辖可调-->>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