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众人目光聚焦于他，想听听这位“天子近臣”、改革新锐有何高见。

    崔神基清了清嗓子，声音清晰：“适才诸公所言，皆有其理。然臣以为，今日之争，非‘复古’与‘守旧’之争，乃 ‘固本’与‘安民’ 之择也。均田制之精神，在于抑制兼并，保障民生，稳固国本。此精神，放之古今而皆准。至于具体法度，自当因时制宜，灵活变通。”

    他顿了顿，见吸引了众人注意，继续道：“臣浅见，或可试行 ‘限田、清丈、税赋调节、鼓励垦荒’四策并举之法。其一，限田：不再拘泥于旧制丁口授田数额，而是规定民户（包括勋贵、官员）拥有田产之上限，超额部分， 非强令归田，而可由朝廷以公帑分期赎买， 或课以累进重税，使其无利可图，自愿释出。其二，清丈：重新大规模、彻底清丈全国田亩，绘制鱼鳞图册，明确产权，使隐匿、诡寄无所遁形。此乃一切之基，虽工程浩大，但非做不可。其三，税赋调节：改革租庸调， 试行‘摊丁入亩’、‘以资产为宗’ 之新税法，田多者多纳，田少者少纳，无田者不纳（或纳极轻之丁银），从税负上抑制兼并动机。其四，鼓励垦荒：出台优厚政策，鼓励无地、少地之民前往边地、丘陵、滩涂等未垦之地开荒， 新垦之地，数年乃至十数年免征赋税，永为已业，以分流人口，缓解人地矛盾。”

    崔神基的方案，显然比韦待价的更为系统，也更具操作性，融合了历代土地政策的智慧，并试图引入新的税收理念。这引起了部分官员的深思。

    然而，反对之声立刻响起。一位出身江南士族、现为 礼部郎中的官员驳斥道：“崔侍郎之议，看似周全，实则祸患更深！限田？ 如何定限？关中、江南、巴蜀，地力不同，产量悬殊，一限之数，岂能公平？清丈？ 谈何容易！前朝隋炀帝亦曾大索貌阅、核定户籍，结果如何？ 扰动天下，怨声载道！摊丁入亩？ 更是动摇祖宗成法！租庸调乃租、庸、调三者并行，各有其义，岂能轻改？鼓励垦荒更是远水难救近火，且边疆苦寒，险地难垦，百姓岂愿背井离乡？”

    “再者，” 另一位与漕运利益集团关系密切的 户部郎中阴恻恻地补充，“崔侍郎所言‘以资产为宗’，莫非要将工商之利、舟车之便，皆纳入课税？此非与民（实为与商贾、工坊主）争利乎？恐伤 百业之生机啊！”

    争论的焦点，从“是否该动土地”，迅速转向“如何动”、“动谁的奶酪”，变得更加具体，也更加尖锐。崔神基的方案，触动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土地食利者，更触及了新兴的工商业者、以及依靠田产和商业双重获利的复杂利益网络（包括许多“新贵”）。反对的声浪，不仅来自守旧派，也开始来自部分本应支持改革的“新贵”和务实派。他们或许赞同打击贪官，但绝不愿看到自己的合法（或灰色）田产和财富受到威胁。改革的同盟，在触及最根本的土地和财产权时，开始出现裂痕。

    李瑾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冰凉。他深知崔神基的方案已是相对温和、具操作性的改良之策，竟也遭遇如此巨大的阻力。这不仅仅是利益之争，更是观念之锢、制度之惰。整个统治阶层（包括新兴阶层），其思维和利益，已深深嵌入现有的土地—税收—人口结构之中，任何试图改变这一结构的努力，都会遇到整个体系的顽强抵抗。

    就在朝议陷入僵局，反对声浪渐占上风之际，一直沉默的李瑾，终于出列。

    他没有直接反驳任何人，而是转向御座，声音沉静，却带着一种穿透喧嚣的力量：“天后，诸公。方才所言，皆是从朝廷、从官、从富的角度，论可行与否，利弊几何。可否容臣，从汴州汜水县李家庄，一个名叫李老栓的老农；从荥阳城外病坊里，那些等死的流民；从运河岸边，因胥吏盘剥、河道淤塞而破产的船户的角度，问一句——”

    他停顿，目光缓缓扫过满朝朱紫：“当他们田地被夺，家破人亡；当他们饥寒交迫，求告无门；当他们辛苦劳作，却食不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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