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客观因素，并极力渲染恢复均田的难度与风险，实质是反对任何触动现有土地格局的改革。

    “李少保此言差矣！” 户部尚书韦待价出列反驳。他主管财政民生，对土地兼并的恶果感受最深，且是“万年策”的坚定支持者。“时移世易，法亦当变！ 岂可因施行有难，便因噎废食，坐视兼并横行，民不聊生？民无恒产，则无恒心。 如今流民日增，逃户遍地，非但国家赋税无着，更是社稷动荡之源！高昌、吐蕃之乱，其始皆由民困！均田制纵有千难，亦当思变革之法， 而非一概弃之！臣以为，当严查田亩，厘清户籍， 对逾制占田者，课以重税，乃至限令还田；对无地、少地之民， 可授以官田、荒地，或由朝廷出资，向大户赎买部分田地分发；同时，严禁以任何形式进行土地抵押、买卖，违者重惩！此虽非恢复古制，实为新形势下的抑兼并、安流民之策！”

    韦待价的方案相对务实，试图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通过税收调节、行政赎买、严格管制等手段，部分恢复土地的调节功能。但这同样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

    “韦尚书之议，看似稳妥，实则空想！” 一位出身关中勋贵家族的将军出列，声音洪亮，带着武将的直率（或许也代表了部分新崛起的军功集团利益），“课以重税？ 如何界定‘逾制’？各家田产来源复杂，有祖传，有赏赐，有购买，如何细分？限令还田？ 那些田地早已辗转数手，耕种多年，强行收回，岂不激起民变？朝廷赎买？ 国库如今虽丰，然漕运整顿、边军粮饷、百官俸禄、河工赈济，处处需钱，何来巨款赎买田产？赎买之价，如何定？定低了，大户不卖；定高了，朝廷不堪重负！至于严禁买卖，更是不通人情！百姓遇有急难，卖田求生，自古皆然，岂能一概禁绝？此令一下，黑市盛行，兼并更烈！”

    他的话，道出了改革面临的实际操作难题和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包括通过军功、商业、甚至新政崛起的新贵）的担忧与抗拒。

    这时，一位以“明经”入仕、在地方为官多年、现为 工部侍郎的“实务派”官员出列，他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天后，诸公，下官曾历任数州县，于田亩之事，略知一二。即便不论勋贵、豪强，单说寻常富户、商人，其购置田产，多为保值、传家，亦是朝廷法令所允。若骤然以新法夺其产业，或课以重税，是失信于民，动摇 朝廷法度之根基。再者，均田之制，核心在于‘计口授田’， 然如今丁口流动频繁， 匠人、商贾、佣工，不事农耕者众，如何授田？授之何用？若强令归农，则百业凋敝。且田有肥瘠，地有远近，如何做到真正的‘均’？凡此种种，皆非一纸诏令可解。牵一发而动全身， 臣恐画虎不成反类犬，旧弊未除，新乱又生啊！”

    这位官员的话，点出了均田制在新时代面临的更深层困境：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单纯的农业社会模型，已不完全适用于工商业有所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的“仪凤时期”。强行恢复以“计口授田、附地著农”为核心的均田制，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

    朝堂之上，支持改革（以韦待价、狄仁杰等为代表）与反对改革（以李敬玄、部分勋贵、务实派官员为代表）的两派，观点激烈交锋，引经据典，各执一词。支持者痛陈时弊，强调危机，呼吁变革；反对者则大谈困难，渲染风险，主张维持。双方都有道理，也都难以完全说服对方。气氛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僵持。

    端坐御榻之侧的武则天，始终面色沉静，凤目微垂，仿佛在倾听，又仿佛在思索。她的目光偶尔扫过丹陛下的李瑾。李瑾自朝议开始，便一直沉默，眉头紧锁，显然也在深思。

    就在争论趋于白热化，双方僵持不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响起。

    “天后，诸公，臣有一言。” 出列的是新任中书侍郎，出身寒门、因精通庶务、善于理财而被武则天破格提拔的崔神基。他年富力强，目光锐利，是“新贵”中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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