嗦一下。

    “别怕。”李记者突然开口，声音有点哑，“我们不是来罚你的。”

    走访到第三个个体户时，天快黑了。是做早点生意的胡大姐，在中学门口摆摊，被城管撵了七八回。她说起儿子今年高考，想多挣点钱买营养品，说着说着就抹眼泪。

    “我就想不明白，”她红着眼睛，“我一不偷二不抢，起早贪黑，咋就这么难？”

    调查组的人都沉默着。郑组长在本子上写，笔尖划破了纸。

    回程车上，没人说话。雨越下越大，刮雨器来回摆动，像永远赶不走的烦心事。

    晚上住在县招待所。陈建国被安排单独一间。九点多，有人敲门。

    是李记者。他端着茶缸，站在门口：“聊聊？”

    屋里就一把椅子，两人坐在床沿上。李记者从兜里掏出烟，递一根给陈建国。陈建国摆摆手，他就自己点上。

    “我那篇文章，”他吸了一口烟，“写之前，也走访了十几个地方。”

    陈建国看着他。

    “但我看到的，都是好的。”李记者弹了弹烟灰，“领导安排去看的，都是典型，都是成绩。写的材料，也是层层报上来的。”

    “所以你写了那篇东西？”

    “我以为那就是全部。”李记者抬起头，“你那八十七页报告，我看了三遍。有些事，我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他把烟按灭在搪瓷缸里，“所以我来了。”

    第二天，调查组继续走访。第二天，第三天。七天时间，跑了四个县，见了二十多个个体户。有做衣服赔光了本钱的，有跑运输被扣了车的，有开饭馆被各种检查逼到关门的。

    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的眼睛都一样——焦灼的，不甘的，又带着点卑微的希望。

    最后一天下午，在回程的车上，郑组长忽然问陈建国：“如果让你给省里提一条建议，你提什么？”

    陈建国看着窗外飞逝的田野。麦子刚收完，地里留着金黄的茬子。半晌，他说：

    “能不能定个规矩——要罚我们，先把规定说清楚；要管我们，先听听我们为啥这么干。”

    郑组长点点头，没说话。

    调查组离开的那个早晨，天晴了。阳光照在湿漉漉的土路上，蒸腾起白色的水汽。方主任上车前，握住陈建国的手：

    “报告会如实写。至于结果……要等。”

    “我明白。”

    “还有，”她看了看周围，声音压得更低，“注意安全。这段时间，少走夜路。”

    吉普车开走了。陈建国站在路边，直到车消失在尘土里。

    回到示范基地，王老栓正在等他。

    “咋样？”

    “该说的都说了。”

    “那就好，那就好。”王老栓搓着手，“刚才梁书记秘书来电话，说县里要开大会，讨论支持个体户发展的事儿。让你准备发言。”

    陈建国点点头，往蘑菇棚走。菌棒上，第一茬蘑菇已经冒头了，灰白色的小伞，挤挤挨挨的。

    他蹲下来，摸了摸。还是凉的，但这次，他感觉到温度——那种从内里透出来的，生长的温度。

    手机响了，是陌生的省城号码。

    接通，是一个沉稳的男声：

    “陈建国同志吗？我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你的报告，领导批示了。有些具体政策，想再听听你的意见。下周二，方便来省里一趟吗？”

    风吹过棚子，塑料布哗啦啦响。阳光从缝隙漏进来，照在那些初生的蘑菇上，照在陈建国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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