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菲菲补充道，“这笔款项绕了一圈回到他们手中，扣除各类杂项费用后，甚至可能亏损数万元，可他们为了在评定职称时能添上‘主持横向课题一项’，也只能这么做。”

    鹿晓晓惊讶地说道：“居然还有这种操作？我们民办院校虽然科研压力没那么大，但也有类似的情况。学校要求我们申报‘精品课程’‘教学成果奖’，说是评职称时加分。我去年熬了一个月，做了八十份课件，拍了二十堂课的视频，结果递交上去就石沉大海。后来才知道，评委根本不看你付出了多少，只看有没有头衔、有没有关系。有个同事，找了个有‘省级教学名师’头衔的老师挂名，没花多少功夫就申报成功了。”

    李斌喝了一口酒，语气里满是无奈：“现在的高校，越来越像个名利场了。以前我们当老师，一门心思扑在教学和科研上，可现在还要花大量时间搞人际关系、跑项目、争资源。我每天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要么就是陪领导、陪专家，真正能静下心来搞教学、做科研的时间少得可怜。有个老师开玩笑说，我们现在不是老师，是造假工厂的流水线工人，每天都在补教案、补听课记录、补实验报告，应付各种评估和检查。”

    孟菲菲点点头：“可不是嘛！课程评估、专业评估、学科评估、学位点评估，还有毕业论文抽检，哪一项都能决定我们的前途命运，哪一项都要靠我们的血汗来支撑。去年我们学院迎接学科评估，我连续一个月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整理科研成果、完善教学资料、准备评估汇报，连吃饭都要在办公室对付。评估专家来了之后，要听课、要查资料、要访谈师生，我们全程神经紧绷，生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毕业论文抽检也特别坑。” 我补充道，“只要发现有问题，不仅学生要整改，指导教师、所在专业都要负连带责任。去年我们系有个学生的论文被查出重复率超标，虽然最后学生修改通过了，但指导教师还是被通报批评、扣了绩效，连带着我们系的年度考核都受了影响。从那以后，我们指导毕业论文，从选题到定稿，每一步都亲自把关，比学生自己还上心。”

    鹿晓晓叹了口气：“我们民办院校的评估更离谱，学校只看重升学率和就业率，为了应付评估，让我们造假数据、补虚假材料。有一次，教育厅来评估，学校让我们把学生的就业率从 60% 改成 90%，还让我们伪造学生的就业协议。我实在不忍心这么做，跟领导提了意见，结果被领导批评‘不懂事’，说我‘影响学校发展’。”

    李斌也跟着说道：“我们二本院校也一样。学校要求挂科率不能超过百分之十五，超过了就要问责老师。为了达标，我们只能‘灵活处理’平时成绩，把那些不及格的学生捞上来。有个年轻老师刚博士毕业，比较轴，说这是原则问题，不肯捞人，结果学生在教务系统给她评教打了一堆差评，还匿名举报她‘教学态度恶劣’，最后她没办法，只能辞职去了企业。”

    孟菲菲看着我们，眼神里满是迷茫：“我们当初选择当老师，都是抱着教书育人的初心。可现在，我们每天被各种考核、评估、人际关系所困扰，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学生的成长，去钻研教学方法。我们就像被鞭子赶着的陀螺，停不下来，也不知道自己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端起酒杯，看着眼前的三位晚辈与同仁，心中感慨万千：“我在科技管理口待了四十多年，见过太多教师的起起落落。有人为了职称熬白了头，有人为了课题四处奔波，有人坚守初心一辈子，也有人在压力面前选择了放弃。社会上总把我们当‘圣人’，德能勤绩廉样样要完美，稍有差池就会被口诛笔伐。可他们不知道，我们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难处和苦衷。”

    “鹿老师说得对。” 李斌端起酒杯，与我碰了一下，“我们这行，苦是真的苦。这份苦，藏在教案的字里行间，藏在试卷的红钩红叉里，藏在深夜的叹息里，藏在职称评审的挣扎里，藏在科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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