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军走出迷谷，打败了孤竹国，答里呵和黄花也被乱兵杀死，孤竹国也就被灭了。胜利之后，齐桓公将山戎、孤竹一带500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了燕国，让其巩固北方边疆。

    孤竹自商初成汤初封，至殷末仅传九世，第七世国君是竹猷，八世是亚微，第九世是亚凭。其前的世系不详。据民国《迁安县志》卷四《古迹篇》载，迁安县境内有孤竹次君墓，而新版《迁安县志》除了次君墓外，还提到了长君墓。“长君”“次君”，均不明所指。长期以来，孤竹国身上迷雾重重，不仅国君世系不明，甚至国都所在地也争议很大。现在很多学者倾向认为，卢龙县蔡家坟村的北岭极有可能是孤竹国都所在地。

    1992年10月，河北迁安县夏官营镇马哨村小山子商代遗址出土一件铜鼎和一件铜簋，器物年代在商晚期至周初之际。铜簋器底有铭文“箕”字，铜鼎内壁有铭文“卜”字。这两件铜器，据学者推测均为箕子之物。箕子，名胥余，是文丁之子、纣王的叔父，官至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他是商末著名贤臣，被孔子誉为商朝“三仁”之一，因谏阻纣王，而不见听，遂佯狂为奴，纣王囚之。周武王克商，释放了箕子，但箕子心怀故国，不忍商之灭亡，不愿仕于周，逃到了朝鲜。武王闻之，遂以朝鲜封之。河北迁安，商时属于孤竹国封域，箕子器物出现在孤竹国境内，可见孤竹与商王朝关系密切。这个铜簋很可能是箕子嫁女于孤竹国所陪嫁之物，因此流传至孤竹国。如今河北迁安、卢龙等地民间还流传着箕子嫁女到孤竹的故事。

    河北滦州响堂镇东法宝村后迁义遗址则出土器物众多，门类齐全，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

    后迁义遗址发现于1990年3月，1999年10月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土坑竖穴墓9座，房址1座，灰坑40余处，出土青铜鼎、簋及金饰品、磨光陶器等文物200余件。其中，金器有金耳环、金箔，玛瑙器有玛瑙环，青铜礼器有鼎、簋，兵器有斧、挂箭钩。该遗址出土器物几乎包含当时人们生活所用的所有必须品，全面地反映了农耕、渔猎、手工艺、装饰、贸易等方面的发展状况。最具特征的是该遗址中特殊的陪葬形式。在所清理的墓葬中，依据不同的规格分别在墓室中间陪葬有五、七、九等不同数量的牛头。数量越多，表示规格越高，在有九个牛头的墓葬中，陪葬品有鼎、簋、斧、挂箭钩、彩绘陶罐等，墓主人用较大的金耳环和玉玦作为装饰，也显示出身份的高贵。这反映出孤竹虽然僻处东北一隅，但受到中原商文化的深刻影响，在礼仪制度上基本上与内地是一致的。

    《逸周书·王会》记载，孤竹以距虚为其特产。“距虚”，据孔晁注乃为“驴骡之属”，这类家畜据传是由野生狍子与四不像杂交而产生，有着惊人的繁殖能力，

    它在春秋时期逐渐强大起来，吞并了燕国辽西、冀东的大片领土。此时孤竹国也被山戎占领，完全依附于山戎，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孤竹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山戎文化特色。除了中原商文化之外，山戎文化构成了孤竹文化的重要因子。这在孤竹后期表现尤为突出。

    滦平县二十二个乡镇均发现山戎古墓群，少则十几座，多则数百座。目前已发掘清理山戎古墓五百余座，出土文物一万多件。山戎古迹和器物之丰富，价值之巨大，在全国是极为罕见的。其中的蛙面石人和青铜蛙形牌饰引起了世人广泛关注。蛙面石人与蛙形牌饰与山戎的蛙崇拜有关，是他们的图腾。

    孤竹居民逐渐融入山戎、东胡等族中，正是这样一个“由华变夷”的典型例证。

    有说法认为，一部分孤竹国遗民不愿受燕国奴役，便迁移到与殷人有密切联系的宋国和楚国居住，把墨胎氏简化为墨氏，墨子正是他们的后代。孤竹国的后世有孤竹氏、竹氏、竺氏、墨台氏、墨氏、怡氏和台氏。

    ——

    唐山

    关于其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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