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林来说可是小菜一碟，可对于一个从没有经过生活太多磨难的我来说，可是雪上加霜。挑着这几十斤重的稻谷，我每走一步脚就像灌满了铅一样异常沉重，每挪一步都异常艰难。

    母亲看着我满脸通红而又爱莫能助，而她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好像还轻松自如。她只是不停地安慰我，如果难受就停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再走，要不然，等她把粮谷送到粮站再来接我。

    我涨红的脸摇着头坚定地说，不，我能扛住，再咬咬牙就快要到了。我的肩上磨起了泡，脚板也起了血泡，每走一步都有切肤之痛。全身都湿透了，衣服没有一块地方是干的，带着擦汗用的洗脸巾全部被汗水浸透了。

    余林倒是轻松，看着我如此难受，余林说，哥，你在后面休息一下，我尽量走快一点，等会我来接你如何？我摇了摇头，说没什么呢，还是一起走吧。就这样咬紧牙关，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在心里反复安慰自己。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马上就要到了，再扛一会儿，胜利就在前面，曙光就在面前。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前进的步伐，就这样硬扛着把这担稻谷送到了粮站。

    到了粮站，自己一下子瘫倒在地，嘴上直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母亲看着我自己的脚和肩膀被磨出血泡，她的心有些痛，轻轻地问我痛不痛？我咬着牙说不痛不痛，男子汉怕什么痛呢？

    母亲笑了笑，说你真不是做农活的料。你看你弟比你强多了，一点也不觉得吃力，还是努力读书吧，真的做农活的话，你小子连自己也养不起，还说养家糊口呢，不饿死才怪？我强颜欢笑，看了看远方，真的感到有些无助和悲伤。

    知女莫若母，知子莫若父，没有谁能像母亲那样懂我。我真不是干农活的料，哪像余林，一担几十斤重的稻谷，他挑起如履平地，毫不费力，就像平时走路一样谈笑风生。

    我望一望余林，想从他身上找到有什么特异功能的地方，可除了他一身臭汗，什么也没有发现。同是一个母亲生的，怎么差别那么大呢？

    我有些恨自己，更有些担心。果真回到农村，我又靠什么养活自己呢？我暗暗思量，除了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外，没有其他捷径可走了。

    六七十年代，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生产队按照计划要安排农户，每年要向县食品公司交纳一定数量的生猪，而食品公司可以按优惠的价格，按重量给予上缴的养猪户一定的资金补助。

    那一天，我和余林早早地起床，跟随着父亲、母亲以及我家走得比较近的远房亲戚老蔡，父亲与老蔡用猪架子抬着一头被捆在架子上的猪，那头猪足有二百来斤重。为了减轻负担，父亲还请了一位邻居老何帮忙，抬累了的话可以有人手换一换。毕竟离我家离县城食品公司有二十里路远，这么远的路，三个人轮流抬着一头二百来斤重的生猪，其辛苦就可想而知了。

    这么远的路程，就是平时走路也觉得不易，何况要抬着一头二百斤重的猪呢。我与余林因为年纪小，明显帮不上忙，别说帮忙，不帮倒忙就算好了，这路途遥远，平时就是走路也觉得头昏脑涨。

    父亲、老蔡和老何轮流上阵，好不容易才把这头猪抬到目的地，看他们累得满头大汗，更觉得生活的艰辛与苦涩。到了那找到工作人员，父亲毕恭毕敬地向一名过秤员递了一支烟，并帮那人点上火，一脸的笑容。

    这包烟是去的路上父亲下了好大的决心才买的。父亲本不抽烟，但又要找人办事，在烟摊前徘徊了老半天，最后一咬牙才忍痛买上的，花了父亲好几角钱，父亲为此心疼了好久。如果不去求人办事，他是绝对不会浪费这几角钱的。

    食品公司的人自然很牛，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猪肉凭票供应，购肉要在食品公司供应点上，他们自然有生杀大权。可以给你肥肉，也可以给你瘦肉，也可以卖给你一些骨头，全凭他们说了算。在那时，这些部门简直就是肥缺，谁都想往里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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