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怎么做你们才知道怕处呢。”

    我们兄弟俩跪着老半天，最后被邻居看到了，于是帮我们兄弟俩说情。说我们还小不懂事，今天这事儿是错了，承认错误改正就好。这地上跪久了对身体不好，弄成感冒了就要打针吃药了。于是反复与父母说情，见大人帮我们说情，父母也觉得挺难为情的，于是便顺坡下驴，也没有让我们兄弟俩再跪下去了。只是父亲还恨恨地说，如果再有下一次犯规的话，绝不轻饶。有了这一次教训，我们兄弟俩再也不敢私下去河里游泳了，如果要去的话，就先去报告母亲说有大人陪着，让她放心好了，经她批准方可下河。

    其实我家住的地方并不叫蒋村，蒋村系我们源口小学所在地，而我们这个杂姓小村系大队部所在地。因为地域优势吧，这里是附近几个大队（村）初中生上学所在地，地处上下村的中间部位，村民来大队部办事就更加方便。而且一条小溪从大队部的门口缓缓流过，风景这边独好，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大队部就设在我们这个杂姓小村所在地，我这个小民也沾了大队部的光。

    童年时代没少去过大队部，在大队部经常看到一些穿着解放军服装又没有解放军的标志的一些干部来来往往进出大队部。这些干部们都神色严峻，有时他们还白天在大队部开会，这时候出来一位干部严肃地对我们小伙伴们说，走，到别的地方去玩，领导们要开会学习、讨论重大问题，开玩笑不得的。听了干部的冷说辞，我们小伙伴们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说散了散了，谁吵抓谁去游村呢。于是一窝蜂往外跑出了大队部。

    白天我们小伙伴在大队做游戏，比如与小伙伴拍烟纸折叠的烟纸盒，打雪仗之类的趣事。记得很小的时候一些天的晚上，白天村民们还要参加集体生产，而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去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学习，因为年龄太小家里又没有其他人，母亲开会也不能随便请假，于是拖我们两兄弟去大队部开会。

    [1]村委之前叫大队，应该是特殊时代的叫法，估计就是按照部队战时的编制设置。大队后面又改成村委。我们村所在的大队部，当时还有一部“摇摇电话”，这是大队最为值钱的东西了。为什么叫“摇摇电话”呢？因为那时物质还达不到现在的水准，技术水平也还很落后。电话不像现在的数字电话，按几位数字就会自动接通。那时必须先接通总机，然后请示总机再转拨要打的电话，当时一有情况，电话就响个不停。凭着每村的这部电话，联系着与外界的上传下达。

    那时大队部都推行干部值班制度，我记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以后，我参加工作时的支部书记叫蒋继国，是部队复员回家的，很有魅力。遇到重大的问题，他眉头紧锁，思考问题比较周密，走路虎虎生风，不愧是部队的大熔炉锻炼出来的复员的解放军战士。那时的我对他很佩服，心想长大了我也要当个支部书记，好管理全村的事务。当时村里事无巨细都要请示支书，支书在村里有着绝对的权威，而且当兵进厂，没有大队支书的签字，那绝对办不了手续。那时的支书公章不离身，因为村民有太多的条子需要大队盖章，没有大队的章，银行不能取钱，甚至有一段时间出门在外必须凭大队支书签发的路条。

    大队一楼还设有医务室，有了伤风感冒什么的就去医务室找黄医师[2]。黄医师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大家都尊称她黄医师，她是我同学黄昌荣的母亲，人很善良性格也很好，不像我的母亲风风火火，脾气一点就燃。她在我们村上村下都有很好的口碑，大家都很喜欢她，直到多年以后，遇到她老人家居然还喊得出我的乳名。听了她喊我乳名，我也很感动，几十年了，岁月的沧桑写满了脸上，不过她还是很有精神，不像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又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她老人家怎么样了，过得可好。

    她儿子黄昌荣先在本县国有公司工作，以后调到某市工商银行，这兄弟日子倒过倒是潇洒，身边不乏美女。此位仁兄为人仗义，又特别讲感情，一生乐于助人，只要是他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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